第三，对于人们的择业倾向，应如何正确引导？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力就业的高峰时期，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劳动者超过1200万人，2010年仅新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就达到630万人。为了缓解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就必须有合理的机制将求职人口引导到适当的就业岗位上。我国国有企业，近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我国国有企业单位在岗职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1991年为69.88%，1997年53.28%，2002年27.94%，2005年22.80%，到2008年仅为 20.28%。也就是说，在今日中国，八成城镇就业者已经是在非国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单位中就业了。

　　这种局面下，如果新的求职者，仅仅青睐政府机关和大型国企，既不现实，也会造成很大的就业困难。疏导的办法，就是积极引导求职者进入多种经济成分领域。今天，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大军的主要领域。我们的资源配置也应向中小企业倾斜，这样才能起到职业导向的作用。今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提出消除制约民间投资制度性障碍，完善对小企业的支持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运输、电信、石油等领域。如果这些政策真正得到落实，那么，随着就业领域拓宽，择业倾向将更加理性、多元，有望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

　　资源分配不合理，就业倾向就集中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巫 强（中国就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调查表明，就业机会不平等现象已经出现代际传递，一窝蜂似的就业运动降低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暴露了社会创新创业精神的缺失。过度集中的就业倾向，更多是由于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所致。社会需要树立新的职业成功观和事业观，政府需要深化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从某种程度上说，择业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人性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就业经历了从统包统分到双向选择的转变，自由择业促进了资源有效分配，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

　　人民日报观点版和人民网最近关于择业观的调查，反映了目前人们就业图景和择业倾向上的一些问题。关于“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有六成以上的人选择政府机关，选择国有企业的人数排在第二位。关于“选择工作时，优先考虑的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薪酬待遇、福利保障和职业稳定性。关于“对实现就业影响较大的因素”，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排在前两位，且都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影响很大。这样的就业图景，折射出一些深层社会问题。

　　首先，它说明就业机会不平等现象已经出现代际传递。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接受教育的机会上本就有一定差异，如果接受了同样教育的人在就业中还会由于社会关系或家庭背景而受到不同的对待，那么上一代已经形成的不平等状态必然传递给下一代，而这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有关“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的讨论已经让这个问题不容回避。

　　其次，一窝蜂似的就业运动降低了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觉得国有企业待遇好都想挤破头进去，觉得做公务员好大家都争着进政府机关，在人潮汹涌中很少有人去思考什么样的职业适合自己的兴趣，什么样的工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调查中，人们就业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专业对口”和“兴趣爱好”比较靠后。从讲求“人岗匹配”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忽视专长和兴趣的就业，对社会来讲往往是效率较低的。

　　第三，目前的择业观暴露了社会创新创业精神的缺失。许多人择业时的理想标准是“钱多活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这种对回报的过分关注，对付出努力与创造价值的漠视，如果蔓延开来，我们谁也不要指望还能得到什么。假如创新创业精神丧失殆尽，用于财富分配的力量远大于财富创造的力量，社会前进的动力将大大消解。

　　为什么会有如此过度集中的就业倾向？不应将责任简单归咎于个人，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个体，他们只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对自身有利的选择。就业图景中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更多是由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