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但是李雪在高兴中却有些心悸。“如果不参加专场招聘,也许卸任后留白的时间会很长,看着招聘网站上我更新的招聘简历,相比应届生和有工作经历的人,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了。”
和她同期卸任的村官们,有的进入国企,有的考上了公务员,还有一部分做了社区工作,绝大部分人都通过专场招聘卸去了“村官”的身份,走上新的岗位。
心里苦乐,孰人知晓
当村官的付出与回报,他们自知。但当周围的朋友陆续走上职场快车道,自己还要为今后的道路苦苦寻求,他们免不了会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如果可以再次选择,你是否还会投身农村?”面对记者的问题,李雪坦言,“身为北京人,没有北京市户口对于我的诱惑,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条路?这也是很多人对于我曾经的选择不理解的地方,甚至包括我工作村子的村民也经常这么问我,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没有找到答案。如果给我再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慎重下决定,考虑好职业规划,人生规划,衡量各方面再做决定。”
担任村官期间,李雪还在继续读本科,和一些在农村埋头一干就不出村的人相比,她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这依旧没有让她感到与时俱进。而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的能量在3年中已经全部释放掉了,“三年的经历很深刻,但是与现在社会太脱节了。 ”
在李雪心中,脱节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来自农村特有的环境。“农村和城市相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按社会学的说法就是一个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人际关系网,而这些网相互交织,简单点说就是任何人之间都会扯出亲戚关系,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就是一个村子的权力中心。一个外人还是一个小孩冒然进入这个圈子,最开始肯定是不受重视的,一个弄不好就会被排挤,好事传千里,坏事传得更快。”李雪说,村广播站的建立,从否定到同意,正是因为有了上层的某种变化才能得以开展,“在这里受到器重是需要时间的。”另一方面,就是情感上的孤独感。“农村的青年人不是在外面念书就是在外打工,在那里几乎没有同龄人,所以一起同去的村助理之间就形成了很好的友谊。但是每次交流的话题似乎就是我们村助理那点事。”
而最令她感到失落的,是同样经历了三年时光,朋友们在城市中的种种变化。即便她很庆幸有这样的朋友,让她拥有了上进的力量。“和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很不理解我的想法,从我去村里开始就一直劝我回来。我们是同年毕业,她在三年间跳槽了几家公司,最后工资达到了一个月1万元,周围的同事都是外国人和高级白领,人际圈子要广得多,现在去了西班牙留学。而当初在学校的时候都是我负责她的外联,总是我牵头带她去认识朋友,扩充交际圈子。”
在记者的采访中,一些村官们也时常面对同样的情况:某个当初不如自己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公司骨干、某个牛人又涨薪了、某人考取了xx中级资格证……当村官的付出与回报,他们自知。但同样是三年时间,一个刚步入新的工作岗位,万事皆要从头再来;一个已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陆续走上职场快车道,这样的比对,换做谁都难免会思考一下自己的付出是否划算。即便有了之前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事实摆在眼前,接受起来可能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政府意愿,如何实现
我国将大学生村官计划上升到国家人才战略高度,其中,政府的意愿不言而明,那么大学生村官如何抓住这些利好,实现自己的价值?
目前,中组部为卸任大学生村官谋划了5条出路,各地也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政策解决村官们的就业问题。但是在就业的双向选择中,“流动中”的大学生村官们总会面临工作性质和内容转变带来的“尴尬”。“这3年的工作经历对于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开始学起。”李雪说, “现行的政策只是给了我一个可以进入这些角色的钥匙,而不是绿卡。”
而打算留下的村官们也面临着身份的窘境。“村官毕竟不是一种职业。如果不解决身份问题,到时候你有理想有抱负怎么实现?延续以前的做法肯定是不行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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