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社会下，就业难仅仅是此种失衡局面的一个表象，对那些考生及他们的家庭而言，还有更多的难处和阻碍。无法否认，享受高等教育及随之而来的就业，已狭隘地演变为父母、家族能调动的社会资源的竞争。在权势得不到应有约束的大背景下，其他社会变革再跟不上，高考制度也越来越孤立。

　　让人担忧的是，弃考现象暴露了逆淘汰效应，而且是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非正常的淘汰。它不仅会阻塞阶层流动的通道，更会造成以既得利益为标准的社会群体的分化和隔绝。

　　所谓就业难，实质上是以绝对比例成为平民子弟的难题，对掌握权势的家庭来说，就业难是假命题。事实上，高考能带给平民子弟的希望正在被削弱。

　　高校如何应对

　　考生数量减少趋势？

　　西南大学招办主任 张咏华

　　“高考人数的普遍减少有很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计划生育。”

　　高考人数的普遍减少有很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计划生育，现在报名参加高考的应届考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出生在中国第三个生育高峰之后，绝对人数少了。

　　西南大学今年在重庆的招生计划与往年不变，一直比较稳定，在其他省份则逐年在减少。这倒不是因为总体报考人数减少，而是因为西南大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是研究性大学，因此本科生会相对减少，而增加研究生。

　　报考人数减少，但考生被录取的机率会更大，因此大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多。不过由于现在网络、电教、职业教育等其他教育方式比较发达，学生不一定进入高校这一条途径学习，这是肯定的。毋庸置疑，高校教育本身也会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以更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

　　考生减少会成教改契机吗？　

　　熊丙奇（著名教育问题研究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考人数下降”背后隐喻、见证的与其说是“考生绝对人数减少”、“就业观念的转变”等教育外部的社会变化，不如说是教育内部的一种嬗变、危机 ———教育本身品质的下降、沦落。生源减少，是对高等教育的新挑战，也是推进高考改革、促进高考公平的良机。

　　其实，更大的危机除了高考之外，也同样突出体现在高等教育质量本身上。在持续的“大跃进”式扩招政策下，我们的大学生数量翻番暴涨，确乎已是世界第一，但原本就不高的高等教育质量因此更加稀薄、衰微，无疑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沉重的大学债务下，大学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推动高等教育产业化、逐利化的热情和能力，总是远远高于并压倒其提升教学质量、捍卫大学公益性的热情和能力。

　　中国青年报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4.7%的受访者表示“后悔上大学”，其中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所以，若要想让“高考人数下降”真正变成“不是坏事”，眼下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庆幸其中似是而非的“观念转变”，而是充分认识和警醒这一变化所折射的“教育品质下降”现实，并尽快着手全面推动目前我们已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进程，恢复和提升整个社会、考生对于包括高考和高等教育等在内的教育制度的信任。

　　教育应该注重实用性，高等教育应该注重品质和管理，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垃圾论文大国。因此要改变论文评价老师等级、职称的模式，变学术教育为职业能力教育。现在很多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不符合国情。比如有的师范大学，除了师范专业，其他专业很难就业。其次，全国人才会议已经召开，国家将启动三年 “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因此应该加强校企合作，根据市场、社会需要培养人才。

　　同时，生源减少也应该是促进高考公平的契机。2020年时我国18岁至22岁年龄段的适龄人口数将比2010年减少3800万，未来10年间，我国高校将面临破产关门的危机，高等教育必须未雨绸缪进行改革。发达地区的全国重点高校应该借当地生源减少，顺势减少在当地的录取名额，把多余的名额投放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以此既摆脱重点大学的地方化倾向，同时缩小各地的招生指标差距。

　　但仅就北京地区的全国重点大学看，这种期望落空了———北京今年的生源比去年减少20%，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在北京地区的招生规模与去年持平，没有减少一人！换句话说，北京地区考生今年进北大的机会比去年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