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农民工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否则，这些所谓的农民工，理所当然就是城市产业工人。事实上，当今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如果从改革启动开始算，农民进城已经经历了三代人，即使以1992年再次工业化起飞算起，农民工也已经有两代人了。当今25岁以下的农民工，对农村的生活，已经全然陌生，农活基本不会做了，他们所熟悉的，是工厂，是城市，是在城市里包括卖菜、拾荒、清洁、打零工、做小买卖等各种各样的营生，唯独不知道如何种地。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居然由于土地政策以及计划生育等原因，根本没有土地。当然，即使有土地的进城农民，也有相当多的人事实上不种地，不是地留给年迈的老人，就是把土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拖家带口，成年累月待在城里，顶多收获的时候回去帮把手。

对于近世中国而言，改革以来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属于第二波了。第一波在晚清到民国之间，虽然波涌远没有今天的汹涌，但某些现象，还是可以给现在提供某些借鉴。一个后发国家，要想搞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在传统社会，被视为流民。的确，当初流入上海的大批农民，的确就是流民，他们甚至是拖家带口，坐着自家的船来的。到了上海，先在河里漂着，然后拖船上岸，接下来把船变成棚屋，定居下来形成棚户区。无论城市的管理者对他们有多少歧视，他们的生计有多么艰难，他们都不可能回去。像现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期待的那样，在城市需要的时候，留在城里，一旦城市不需要了，就让他们回去，做候鸟。在第一波时代，就是一厢情愿的梦。

诚然，当今第二波的农民进城浪潮，虽然比当初第一波更加汹涌澎湃，但进城农民的环境，却更加恶劣。不仅城市的户籍壁垒，至今没有被打破，而且农民依然没有可能，把原本就该属于他们的土地，真正变成自己可以支配的产业。在所谓对“失地农民”的担忧的借口下，农民的土地，如果没有变成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嘴里的菜，就是农民自己的鸡肋。反正无论如何，都没法成为农民进城创业的第一桶金。同时，进城农民甚至没有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建棚户的权利。

非常吊诡的是，据说是保障农民土地的政策，却在事实上把农民的土地变成鸡肋，真正保障的是地方政府的圈地独占权。同时，还不断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那些户籍在农村，却没有一寸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我们的政策制订者，虽说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农民着想。但却对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想回乡，根本不会务农，做梦都想留在城里，做一个城里人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不是鸵鸟，却玩着鸵鸟游戏，把头埋在沙子里。无论城里人喜欢与否，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这样一批人，无论他们在乡下是否有土地，他们都不大可能回乡务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一群回不到父辈生活里的人。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根本改造了他们，尽管城市对他们有诸多的歧视，但他们对城市已经习惯了。

显然，如果我们的政策还格守着帝制时代的成见，担心流民的增加，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固执地想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即使他们进了城，待下不走，都待了三代了，依然不给他们城里的合法地位，不给国民待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的逼出流民来了，这是一批在农村待不了，在城里也待不下去，对城里人充满仇恨的人。这批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越来越多。到那时候，我们的这些据说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就不仅仅遭遇尴尬，而是碰见危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