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设计人员的紧缺,与缺少普工的市场状况有明显不同,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这被称作“结构性缺工”。智通人才市场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以来出现的用工紧张,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短缺特征。企业青睐有3至5年以上经验的技术、生产和市场营销人才,这部分用工需求占招聘职位总数的45%左右,相应最为稀缺。
揭开订单迷雾
东莞制造业占工业收入近九成,在内销未见显著成效的情况下,企业用工需求变化可被看作外贸订单的晴雨表。进入5月份,电子、服装、家具、食品、印刷等行业的用工需求急剧增加,表明这些行业接获的外贸订单有较大增量,订单回升直接拉动了用工需求。近几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广东省外贸确有回暖迹象。表现为外贸出口额降幅收窄,5、6、7月出口降幅分别是21.2%、18%和15.1%,之前出口锐减的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都有大幅回升。
但广东出口形势的回暖,不能被简单看作总体经济形势向好,更不能把外贸订单的回升看成全球经济复苏的表现。中肯评价外贸回升,必须站在更高视野,审视广东外贸企业的运行环境。
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危机爆发一年后,西方库存的产品已差不多清空,虽然居民消费能力下降,但基本消费需求仍须得到满足,于是继续在全球物色供货商和生产企业。订单重新下到东莞,并不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已阔步走出危机,只说明西方还未找到比东莞更廉价、便利的世界工厂。
经过30年培育,东莞在某些领域成为具有垄断地位的生产商。虽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附加值少得可怜,但产量在全球罕有其匹。比如鞋子,世界上每10双鞋子,就有一双是东莞制造。惊人的市场占有率不会给东莞带来更多的议价权,因为东莞只是一个生产车间、一条流水线,产品议价权掌握在品牌拥有者和跨国集团手里。市场占有率高的最大好处是,由于我在全球供应链上举足轻重,你不从我这里拿货,就会有人打赤脚。另一方面,东莞在某些加工制造领域拥有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配套,虽然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但综合成本仍有竞争力。这是吸引订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危机下政府对出口企业出台的一些帮扶政策亦对吸引订单有帮助。东莞制鞋企业享有15%的出口退税。就算国外采购方以金融危机为名压价,鞋企在利润全无的情况下,仍可通过出口退税政策获利。
据黄京介绍,厚街制鞋企业对普工有大量需求,与理想人才市场往来频密。金融危机爆发后,东莞一些鞋企确遭采购方压价,微薄的利润再次缩水30%,但在出口退税政策保障下,他们有订单就全收。然后要做的,就是招工、扩产。
此外,季节性的订单增加也不可忽视。每年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前数月,东莞玩具、礼品厂会接到一些订单。季节性订单的增加同样拉动了企业用工需求。这种季节性订单通常不稳定,一个月内就可做完,黄京表示,他听到有的企业放出声音:“9月份赶完货,又要给工人放假了。”这句话让他想起去年10月的大萧条。
农民工退潮珠三角
以前东莞加工贸易工厂接到订单后,通常做法是让工人不眠不休地加班“赶货”,但新《劳动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行为,新法规定加班费为平时薪酬的1.5倍。无节制迫使工人加班,不光会将企业置于违法违规受重罚的境地,而且从成本核算考虑,支付的加班薪酬会直线上升。要知道,在农民工微薄的收入中,加班费占很大比重。
长期以来,农民工收入低的问题在东莞未有改善,工人的工资十几年没有明显变化,低收入无形中在把人往外赶。金融危机爆发后,东莞工人拿到手的工资是1200~1600元,比危机前下降了100~200元。现在东莞最低工资标准是770元/月,低于广州、深圳,也低于长三角很多城市。低收入和高消费让很多农民工吃不消,很多人为此离开东莞转投他乡。
在用工紧缺情况下,东莞企业也没有好好利用收入杠杆来吸引人才。据智通人才市场统计,今年上半年东莞用工待遇比起危机前没有大的变化,工资未有明显上涨,整体工资水平与去年持平。
在前香港驻粤经贸办主任梁百忍看来,珠三角吸引人才的优势正在失去。几年前他到东莞黄江镇出差时,见到每个大排档挤满了宵夜的年轻人,却没有一个工厂为工人开展职业培训,上班时压榨这些年轻人,业余时间任由他们荒废。工厂只满足于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的熟练程度,而不给工人提供职业生涯的进阶之梯,与工人有关的一切看起来都是临时性的。“在流水线上操作得再熟练,也无法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梁百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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