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设计人员的紧缺，与缺少普工的市场状况有明显不同，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这被称作“结构性缺工”。智通人才市场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以来出现的用工紧张，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短缺特征。企业青睐有3至5年以上经验的技术、生产和市场营销人才，这部分用工需求占招聘职位总数的45%左右，相应最为稀缺。

揭开订单迷雾

东莞制造业占工业收入近九成，在内销未见显著成效的情况下，企业用工需求变化可被看作外贸订单的晴雨表。进入5月份，电子、服装、家具、食品、印刷等行业的用工需求急剧增加，表明这些行业接获的外贸订单有较大增量，订单回升直接拉动了用工需求。近几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广东省外贸确有回暖迹象。表现为外贸出口额降幅收窄，5、6、7月出口降幅分别是21.2%、18%和15.1%，之前出口锐减的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都有大幅回升。

但广东出口形势的回暖，不能被简单看作总体经济形势向好，更不能把外贸订单的回升看成全球经济复苏的表现。中肯评价外贸回升，必须站在更高视野，审视广东外贸企业的运行环境。

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危机爆发一年后，西方库存的产品已差不多清空，虽然居民消费能力下降，但基本消费需求仍须得到满足，于是继续在全球物色供货商和生产企业。订单重新下到东莞，并不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已阔步走出危机，只说明西方还未找到比东莞更廉价、便利的世界工厂。

经过30年培育，东莞在某些领域成为具有垄断地位的生产商。虽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附加值少得可怜，但产量在全球罕有其匹。比如鞋子，世界上每10双鞋子，就有一双是东莞制造。惊人的市场占有率不会给东莞带来更多的议价权，因为东莞只是一个生产车间、一条流水线，产品议价权掌握在品牌拥有者和跨国集团手里。市场占有率高的最大好处是，由于我在全球供应链上举足轻重，你不从我这里拿货，就会有人打赤脚。另一方面，东莞在某些加工制造领域拥有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配套，虽然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但综合成本仍有竞争力。这是吸引订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危机下政府对出口企业出台的一些帮扶政策亦对吸引订单有帮助。东莞制鞋企业享有15%的出口退税。就算国外采购方以金融危机为名压价，鞋企在利润全无的情况下，仍可通过出口退税政策获利。

据黄京介绍，厚街制鞋企业对普工有大量需求，与理想人才市场往来频密。金融危机爆发后，东莞一些鞋企确遭采购方压价，微薄的利润再次缩水30%，但在出口退税政策保障下，他们有订单就全收。然后要做的，就是招工、扩产。

此外，季节性的订单增加也不可忽视。每年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前数月，东莞玩具、礼品厂会接到一些订单。季节性订单的增加同样拉动了企业用工需求。这种季节性订单通常不稳定，一个月内就可做完，黄京表示，他听到有的企业放出声音:“9月份赶完货，又要给工人放假了。”这句话让他想起去年10月的大萧条。

农民工退潮珠三角

以前东莞加工贸易工厂接到订单后，通常做法是让工人不眠不休地加班“赶货”，但新《劳动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行为，新法规定加班费为平时薪酬的1.5倍。无节制迫使工人加班，不光会将企业置于违法违规受重罚的境地，而且从成本核算考虑，支付的加班薪酬会直线上升。要知道，在农民工微薄的收入中，加班费占很大比重。

长期以来，农民工收入低的问题在东莞未有改善，工人的工资十几年没有明显变化，低收入无形中在把人往外赶。金融危机爆发后，东莞工人拿到手的工资是1200~1600元，比危机前下降了100~200元。现在东莞最低工资标准是770元/月，低于广州、深圳，也低于长三角很多城市。低收入和高消费让很多农民工吃不消，很多人为此离开东莞转投他乡。

在用工紧缺情况下，东莞企业也没有好好利用收入杠杆来吸引人才。据智通人才市场统计，今年上半年东莞用工待遇比起危机前没有大的变化，工资未有明显上涨，整体工资水平与去年持平。

在前香港驻粤经贸办主任梁百忍看来，珠三角吸引人才的优势正在失去。几年前他到东莞黄江镇出差时，见到每个大排档挤满了宵夜的年轻人，却没有一个工厂为工人开展职业培训，上班时压榨这些年轻人，业余时间任由他们荒废。工厂只满足于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的熟练程度，而不给工人提供职业生涯的进阶之梯，与工人有关的一切看起来都是临时性的。“在流水线上操作得再熟练，也无法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梁百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