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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民工提供“廉租房”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南五环出现大量以“公司宿舍”名义建筑的居民楼,使用面积20平米~30平米,每平米2500元,相当于每月租金200元的20年长租房。显然,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因为建筑在工业用地上,几乎没有土地成本的缘故。不过,这一消息还是让人看到,为流动工人家庭建造廉租房完全可能。因为工业区大多远离城市,土地价格相当低廉,建造流动农民工承担得起的廉租房并不费难,开发商也未必无利可图。由于厂区远离市区,也未必会冲击到城市房价。

  事实上,位于杭州下沙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已经有多个专供农民工的“邻里社区”,虽然下沙模式目前是政府运作,但是,适当提高廉租房的租金,市场化运作也应有空间。

  暂时不谈人道主义、居住权利等话题,即使以经济理性而言,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也是有利的。在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尤为重要。如果多数劳动者仅仅把当前工作看成是短期的行为,从而忽视自身技能的培养,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谈起。从下一代的成长看,由于身处打工地,他们可以获得比在农村多得多的现代化知识和信息,从而可以更有效地适应社会,创造价值。近20年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相当多的民工在务工一段时间后返回家乡,以及相当多的孩子被迫在家乡独自成长,其实都是我们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的巨大损失。

  近年来,内需问题一再被提出来,其实,如果能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必然带动他们对家具、家电和诸多日用品的消费,对刺激内需大有好处。只能是安居乐业而不可能是分居的家庭,团聚的家庭还将带来相当多的服务业需求,这也是对内需的巨大贡献。

  曾经有学者指出,同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前者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制造业,正是因为新加坡政府为广大工人提供了廉价的租屋,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留住了制造业;反之,当年的港英当局控制土地供应以抬高地价,固然为其获得了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但这样一来也就让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不可能在香港生存,只好远走他方。虽然香港背靠大陆的高速发展,通过贸易、金融等服务业而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失去制造业仍不可避免给香港带来了高失业率。

  众所周知,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就是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随着土地价格的攀升,一些企业已经不得不迁移,如富士康远走武汉。可是,无国界的资本可以远走武汉,也就可以远走印度,在这个意义上,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其实也就是增加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现行户籍制度的约束下,除了少数例外,目前的廉租房基本上只针对户籍居民,被看作是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政策,而针对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可以取得很好的收益,当然,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体现,让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者家庭失散的发展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健康的。 (莫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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