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向，以制造业、建筑业和城市一般服务业为主。佟丽华说，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培训，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跟随父母或亲友进入到简单制造业、小生意、回收废品等领域。从长远看，这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和所在城市同龄人的差距拉开。这些青年人大多从小就脱离农业生产活动，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的低端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定位。面对城市的各种诱惑，他们更容易脱离正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有68.4%的受访者表示犯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秘书长刘俊彦说，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

　　教育财政应“全国一盘棋”

　　佟丽华认为，未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在城市里成长起来，而当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事业发展还面临很多障碍，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例，有重点学校、普通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未批准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处在大城市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底端，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今后的就业、升职等各种马拉松式的社会竞争中输在了起跑线上。

　　今年6月，宁波一所公办小学要求打工子弟入学必须备齐十种证件。“十证入学”事件被曝光后，迅速引起社会关注。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触及到了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专家指出，根据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是一项公益性事业，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打工者家庭迁到一座大城市，但针对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却没有跟着流动到这座城市。

　　2009年春季，苏州的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人口达65万，占江苏省的40%，其中65%被公办学校吸纳。根据测算，公办学校的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是1万元，公办学校接受外来人口子女上学就必须用本地财政支付，为此苏州市财政一年要多支出3亿元。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即便有足够的财力，目前大城市里的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也不可能被完全替代，公办学校的管理方式与流动性强的打工家庭还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打工者经常随着“经济气候”流动，有些孩子在公办学校呆一段时间，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势必提高公办学校的流生率(此项为教育部门考核指标)，这又影响了许多公办学校接收打工子弟的积极性。

　　受访专家建议，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现状，首先应建立完善的统计跟踪制度，充分了解青年特别是未成年农民工的流动情况，然后进行相应灵活的教育资源分配。佟丽华认为，以户籍为基础使用的义务教育财政，难以覆盖当前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群体，“北京、苏州等农民工输入地的义务教育需求在迅速增长，而像安徽等农民工输出地的教育需求又是下降的，因此教育财政要统筹兼顾，全国一盘棋”。

　　政府还应重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两条腿走路。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对接受教育的主观意愿还是有的，特别是接受技能和法律等实用知识的意愿非常强。相对于普高教育，就业前景明朗的职高教育更容易吸引青年农民工，这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