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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第二代问题透视:底层化意识加剧


  “看到城里人,你会不会觉得自卑?”“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高楼,我们在下面看,看得脖子都酸了,都看不到人家。”

  “你喜欢城市吗?”“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离它太远了。

  杭州:22岁的叶露—“能赚更多的钱。过舒服的生活,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叶露来自四川德阳。22岁的她年轻稚气,紧紧扎在脑后的马尾走路时不停地晃动,两只手随意地插在衣兜里,一如杭州街头的普通女孩。但让记者好奇的是,名叫叶露的她有被老乡叫做“露露”的,也有叫做“晓娟”的。

  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的叶晓娟随着一帮姐妹外出打工。起初,在一家工厂做装配。不到半年,她觉得工厂的工资太低,又在郊区,“跟本就不算进到了城里”。于是,经人介绍,叶晓娟在杭州一家火锅店做起了服务生,虽然每天很辛苦,但她终于觉得自己“像个城里人了”。慢慢地,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气,想了好几天,索性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叶露。

  变成叶露以后,她又做了一件让老乡们掉眼珠的事情:花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款三星翻盖手机,还配上了五颜六色的手机链。那年年底要回家之前,又去烫了个爆炸头,还染成了红色。老乡都说,跟着叶露过马路绝对没错—司机一看:红灯停,赶紧慢一慢……后来也不知是便宜的染发剂褪色太快,还是其他原因,叶露又扎回了马尾。但第二年过年,她却没有回家。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回家越来越没意思了。大冬天冷得要命,地上到处都是稀泥。我妈还让我下地摘白菜,结果我专门买来过年的一双靴子,硬是被泡变形了;电视信号不清楚,还经常停电;除了打麻将吃瓜子,连个逛的地方都没有;我说要跳槽,他们说我不安分,迟早吃大亏……”

  言谈中,她还爆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我妈非要我介绍村里的一个对象,我一听就烦。有本事的人都出来了,谁还留在家里呢?”现在,叶露的第三任男朋友是从安徽来的一个小青年,在杭州延安路的一家手机卖场做推销,据说看得她“很紧”。“他不喜欢我现在美容店的这份工作,但我觉得没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些地方不干净,这种事情我自己有分寸,以后我还打算开一个美容店,做老板。”

  叶露转过的地方很多。“杭州那些好玩的地方差不多已经玩遍了,我倒更愿意和朋友一起逛逛街,去龙翔买点衣服什么的。”其实叶露的朋友也不多,她交往的人不外乎:男朋友、同乡、美容店里的同事、网友。 同乡中,叶露联系上的有四、五个,有的当服务员,有的跟亲戚卖服装,有的呆不下去去了别的地方。“今年就已经走了一个。”

  “我想和当地人打交道,对自己的日后会有帮助。”叶露说。谈及对杭州的最初印象,“杭州很漂亮,很干净,但杭州人有钱,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这样的印象以后不断得到印证:“坐公车,你如果碰一下外地人,说声对不起就没事儿,要是碰到本地人就没那么简单了。”“但我觉得有能力就在好的地方生活,我想别人有的我都应该有。”停顿了一会,叶露说,“家乡是不想回去的了。”

  “这里比家乡好吗?”“当然啦。各方面条件都不能比,但老家的人比较好,大家都熟嘛。”

  “以后打算留在这里?”“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留下来了。但这个很难,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文化程度又不高。不过如果运气好能赚到大钱的话,再买个房子……不过这里的房子太贵,听说很多当地人都买不起……”

  上海:11岁的蕾蕾—“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丰庄西路一家卖菜的小店里,青菜、萝卜、大米杂乱地摆放着,一位中年男人正忙着帮人切猪肉。蕾蕾在小店后面的房间里做着功课,合上作业本的时候,她把比卡丘的闹钟拨到了5点45分,放在用报纸、广告页糊了好几层的“书桌”上。“爸爸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他们不想吵醒我。我醒了也会装着睡。”11岁的蕾蕾个头不大,却令人心疼地懂事。

  蕾蕾的老家在湖北黄石,出生第三年,她就随打工的父母进入上海,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蕾蕾现在的家在上海首批旧城改造动迁人口导入地区—嘉定区真新街道城乡接合部一间大片逼仄的平房里。她的父母在这里租了两间屋子,前面是卖菜的铺子,后面自己住。从小,蕾蕾坐着三轮车跟父母去蔬菜批发市场进货,和玩伴们在市场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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