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工对尊重与认可说“要”的时候，人们发现第二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赫然出现在身边：他们与乡村渐行渐远，在城市中无根漂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正日益加剧他们的“底层化意识”—不论他们是第几代。

　　三个农民工“第二代”的故事

　　广东：20岁的阿昊—“当时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了理智。”

　　阿昊来自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8月7日晚，激愤之下的他砍伤了自己打工的工厂—潮州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当时跟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阿昊说。

　　近四个月来，阿昊一直在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过年可以休息外，整年只能休息五、六天。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对此，他有点内疚，“过年我都没钱给家里买什么东西，觉得自己很窝囊。”

　　7岁时，阿昊的父亲外出打工。读三年级时，阿昊的母亲也随父亲来到广东，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昊的肩膀上。每天放学后，阿昊不仅要帮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水稻收割时还要亲自下田收割稻谷。但由于阿昊的成绩不好，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2002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阿昊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就把他接到了广东。

　　起初，在一家橡胶厂上班的父亲将阿昊介绍进了厂里上班。每天上10个小时班，工资每月500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阿昊告诉父母，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要求换一个地方。不久，经老乡介绍，阿昊进入了另一家橡胶厂，工作时间一样，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且包吃住。在新厂工作近一年，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同事发现，阿昊开始不安分工作，时常请假出厂。一段时间后，父母得知阿昊去找在当地做混混的老乡，当即劝导他和那些人“划清界限”。责骂终于让阿昊清醒了过来。

　　“他们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在外面做不正当的事情为生。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阿昊看来，他们的生活过得“就跟流浪汉一样”。阿昊记得，到这家织袋厂工作以后，那一批人曾多次来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厂里管得太严了，根本没有办法”，但出于义气，他仍然拿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块钱，请几个人吃了一顿，每个人都吃得狼吞虎咽。

　　事实上，尽管竭力保持距离，阿昊始终无法摆脱与这些不良老乡的交往。去年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干那些事”的场面。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己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昊在找工作、困难时，除了老乡，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一开始，老乡教他抽烟，呛得他半晌说不出话，现在心情不好时，已是烟不离手。跟着老乡泡了几次网吧，阿昊又迷上了网络，“我知道很花钱，但那里太吸引人了”。

　　而他后来伤人的刀，也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干事”的时候用的。这一天，因为喝同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3200多元，可工厂只发给他2000元。8月7日晚上，阿昊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操起宿舍里的刀，砍在了主管的身上。

　　伤人后，阿昊选择了自首，在被送进羁押室前，他的双腿一直在发抖。

　　“你那么恨他吗？”“不是，他虽然经常骂我们，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是很凶的人吗？”“不是，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从来不怎么生气的。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理智了。”

　　“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都在外面。”

　　“你觉得穷真的让人难以忍受吗？”“也不是很难。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那是什么？”“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