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一些外界因素的刺激下，这种状态更愈恶化。1995年北京曾颁布过一个《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条款中表明：“本市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由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需求状况，以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用工需要为原则确定，并予以公布。”由此，北京全市有100多个工种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

　　事实上，尽管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即使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代农民工的遭遇和他们的父辈并无太大差异。2007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选择珠海、中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针对第二代农民工开展了一次专项调研活动，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策和不成文规定的制约使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不能实现公平择业；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他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同工不同酬、欠薪问题时有发生，超时加班成为家常便饭；户籍制度使他们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观念上的歧视使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如今，在城乡二元化格局中，农民工“第一代”已经被定格，但被称为农民工“第二代”的群体却是刺眼的。

　　一个“刺眼”的群体影响会有多大？启示来自两年前。

　　2005年10月27日，两个北非裔法国青年为了躲避警察追踪躲进一个供电站不幸触电身亡，事件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骚乱，整个法国陷入“二战以来破坏最严重、波及面最大的社会动荡”漩涡之中。分析人士介绍，参加骚乱的大都为14岁到20岁左右的北非和非洲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虽然有法国国籍，但并不能真正享受和法国人一样的权利。

　　“法国移民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第二代’是十分接近的。中国要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民工不诉苦，不要求跟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不会有问题。不，他们的第二代将来肯定会发表很强烈的要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Jean—Philippe　Beja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开启他们平等、光明的视线，使他们的人生朝向温暖、爱和关怀。”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心理失衡问题，并试图有所作为。这些尝试包括：给农民工“第二代”提供心理辅导；法律“绿色通道”为他们撑起保护伞；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取消了借读费，辟出公办学校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等等。

　　2007年7月，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一些长期在城里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将有望落户城里—尽管居住证到底会惠及多少人，目前的测算还没有开始，而农民工中的“技术骨干”将优先予以落户的条款也决定了这一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向普惠。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个没有经验的领域。但这也不仅仅是浙江的问题。

　　12月1日这天，来自河南新乡原阳镇的杨建军领到了嘉兴市嘉善县新居民管理局颁发的第一批《专业人员居住证》。按规定，持证15年以后，他可以被准予落实当地城镇户口。但对于25岁的杨建军来说，这个绿本并没有带给他太多的兴奋。

　　“只是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里，在留下的那边加重了砝码，让已经开始不安定的心有了一点点安稳的感觉。”杨建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