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虎城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和深圳市文化局合作编写的文化蓝皮书《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近日发布。蓝皮书指出，当前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总体贫乏，与城市居民相比，这一群体面临文化边缘化的危险。这一论断是从整体上而言的，农民工的权利贫困几乎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文化生活上的贫困却和其他贫困截然不同，因为文化贫困所隐藏的就是精神的贫困，而这种贫困一旦失控，就很有可能形成整体性的认知隔膜。千万不能小瞧这样的认知隔膜，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发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基本上都和这种隔膜有或深或浅的关系。如果大家都不来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生活，如果这样一个庞大人群的文化生活被“边缘化”，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社会危机就已经潜伏在这种文化上的不均等中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就是关注社会稳定这个曾一直强调的大局。近年来，一些城市比如东莞开展了向农民工送文化、送电影的活动，赢得了不少农民工的欢迎。但是，这种活动如果只是偶然行为，或者只是作为政绩工程，那么就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化解农民工文化生活上的贫困。农民工文化上的贫困不是靠些微的文化救济就能解决的。蓝皮书称，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这一群体的文化需求未纳入国家管理系统，为自发存在状态。调查显示，不论是国家主渠道，还是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农民工文化需求均关注不足。这就说明，农民工的文化贫困是制度上的贫困，仅仅靠一些地方政府的救济，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根据该书对福州、深圳、太原、驻马店、南京、杭州、郑州、合肥、阜阳及成都等地八千余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在打工之余的主要活动分别为：睡觉(35％)、看电视(34.7％)和聊天(25％)。如果这个调查较为可靠的话，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单调性就基本展现出来了。但是，除却文化含量上的不均等，这个单调的文化生活本身也在起着一定的破坏作用。譬如以看电视而言，当下的电视内容很多所表现的是城市文化的物欲横流，即使有表现农村面貌的，也由于某些原因，在相当数量上和农民工所亲身感触的农村生活相隔较远。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如果单纯依靠电视来了解外界生活，就极有可能被物欲文化所俘虏，被那些他们所无法享受到的城市生活所引诱，却由于无法实现这些欲望而再度产生隔膜感。于是，我们理应好好反思一下，这些年来社会究竟为农民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果实？我们的文化制度究竟存在什么问题，该如何化解农民工的文化贫困？

　　文化的贫困说到底反映的是权利上的贫困。由于我国还没有解决农民工身份属性、地位属性等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农民工的很多权利被虚置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宪法明确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重重。虽然一些地方采取了变通办法，产生了一些农民工代表，但这只是局部的、个体的解决方案，并不具备普遍意义。然而，农民工群体不能总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们的权利和诉求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漠视。

　　近年来，一些学者把农民工问题从“三农”问题中抽离出来，列为“四农”问题之一，也就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已经是当下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但他们远离农村，农村文化生活和城市文化生活都与他们不甚相关，就很容易产生对城乡两个社会的剥离感，而这种被剥离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要化解这样的风险，不仅要从城乡管理制度上重新定义农民工，更要从送文化进工厂等一些立即可以着手的事情做起，从各个方面把农民工从文化生活的边缘拉回到社会的主流文化生活中来。这才算是解决国民待遇及至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