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考古学将漫长的中国早期人类历史以距今约1.2万年左右的末次冰期为界，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又划分为早中晚几个发展阶段。旧、新石器过渡或者说旧、新石器之交在文化演进上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因为不光是磨制石器普遍取代打制石器，主要生产工具的类型（功能）、效率和美感等都大为改进，而且因为动植物的驯化与陶器发明等，使得经济形态从原来的狩猎采集为主向农业为主兼营别样发展，人群越来越定居，地方性和社会性知识不断深化和积累。总之，人与人、与土地和环境的关系由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家庭、群落和村落也发生变化，文化与社会组织更加复杂起来——一种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出现了，并最终导致了城市、国家和文明时代的到来。因此，旧、新石器的过渡，农业及村落社会的出现，是追寻和观察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合适的起点。

而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及其文化显然已经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或者可以称之为“中国底色”。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可以观察到两个比较明确的石器工业技术传统，即北方的片石器-刮削器和南方的砾石器工业，它们大致上以秦岭-嵩山-淮河一线为界，分别体现了末次冰期前后人类面对不同环境资源的不同适应策略。与之相对后来也大致上有两个早期农业起源的中心——华南的稻作农业和华北的粟-黍作农业。这两种农业经济最终都融汇到同一个文明系统及华夏文明中，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支撑，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在世界上重要的谷物农业起源地中，新大陆是玉米（也包括某些豆类，其他谷物起源中心均是如此）的起源地，发展出中美和南美两个重要的原生文明；近东是小麦的起源地，哺育了包括两河、古埃及、印度等早期文明以及稍晚的欧洲文明，而中国早期文明由稻作和粟作两个农业系统融汇而成，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再一个是中国陶器起源非常早，华南与华北若干地点都曾经发现过距今万年以上的制陶遗存，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并且其主要分布区与稻作、粟-黍作农业起源中心大致吻合。而近东有个前陶新石器时代，农业和村落生活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距今约9千年左右才有了陶器出现。美洲陶器早于农业和文明的形成。这说明各地早期基于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文化和文明走过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这个早期文化的基础是相当好的。

农业经济和村落社会出现之后，社会的复杂化、文明与国家的形成既有漫长的路要走，更有各地具体的环境、文化适应机制和社会管理互动与调节方式方面的不同，因此也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就早期中国来说，稻作农业形成之后借助全新世大暖期逐步上升的气温和变化的环境，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北传播，很快就从其初始主要分布区南岭北麓沿线到达了河南中部的舞阳贾湖附近，和粟作文化区发生碰撞。这支文化可能折头向东，对后裴李岗时代江淮地区诸文化如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虬庄文化、凌家滩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粟-黍作农业形成之后，不仅在华北地区广泛传播，而且逐渐从其最初的适宜生态位山前坡地向黄土台地、沟谷以及河流阶地集中，在以黄河中游为重心的黄土高原东南缘的各河流谷地很快形成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繁荣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文化。仰韶文化不仅广泛地吸收华北各地的文化因子，也采纳了水稻种植，已表现出强烈的融汇性特点。

农业形成之后的各文化区相对来说更加孤独——农人们深化了对土地等资源的利用开发，尽管相对聚集，但终生坚守不大的一块地方，流动性大大降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因为分隔和缺少联系而渐渐分化，而不断增长的聚落人口则提供了分工和创新的动力，手工业兴起，磨石、琢玉、纺织、旋轮、冶炼、建筑等新发明与创造层出不穷，文化和社会在不断进步，因此，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曾用“新石器革命”概括之，并认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业村落为稍后的“城市革命”埋下了种子。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时期的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模式——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不仅仅是考古学上通常所说的一组器物或者工具的组合，而且已经是一个个和地方性及族群共同体密切关联、在经济和社会形态方面相当复杂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相对应，这样的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落地生根、成长壮大、碰撞调整与重组蜕变等不同的演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