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鱼的家世

要搞清楚带鱼养殖的问题，首先得摸清楚带鱼的分类。

看到这个问题，有的读者可能要开口大骂了：带鱼这种四处可见的食材，鬼才不晓得咧！但名字里面有“带鱼”两个字的东西，真不一定是你吃的那个带鱼。例如，天上飞的有带鱼狗，水里游的有热带鱼，还有些能说话的也被人称为“带鱼”，它们和油炸的那个带鱼都没关系。

即使是那些银光闪闪、又薄又长的名字里有“带鱼”两个字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带鱼。最好的例子是这两年很火的皇带鱼（Regalecus）。这种鱼类和吃的带鱼看起来很像，只是大了很多，最长的记录有11米。但这种大型鱼类属于月鱼目，和真正的带鱼关系特别远，它们之间只是外形相似。

咱们吃的带鱼，隶属于鲈形目带鱼科。这个科可不小。仅在中国沿海，至少就分布有窄颅带鱼属（Tentoriceps）、沙带鱼属（Lepturacanthus）、小带鱼属（Eupleurogrammus）和带鱼属（Trichiurus）等。但走上中国人餐桌的，绝大多数是带鱼属的带鱼（T. haumela），渔民捕捞这种鱼类的历史非常长，但科学家搞清其身份的道路却非常曲折。

此前，科学家们认为，中国沿海的带鱼都是同一个物种。但是，各个区域内的带鱼，又存在一些看起来明显不同的各体。它们只是偶然出现的变异个体，还是带鱼生命的不同阶段，或是带鱼的亚种，各种观点争论不休。

鱼类学前辈王可玲先生自1976起，开始对中国带鱼属的分类开展深入研究。当时，他们能用的生物化学分类工具主要是同工酶电泳，以现在的眼光看十分落伍。因此王可玲先生通过解剖、观察大量标本，极富想象力地找到了额骨特征的差异，加上生物化学上的证据，将中国的带鱼属分成了带鱼（T. haumela）、短带鱼（T. brevis）和南海带鱼（T. nanhaiensis）三个种。

带鱼属的额骨特征差异，其实十分细微。简单说来，把鱼头煮烂，左右额骨可以分离则说明骨化程度低，是带鱼；而左右额骨愈合不可分离说明骨化程度高，是南海带鱼。这样细微的差别，没有大量细致工作和出色的观察力是难以把握到的。在我国鱼类研究界，王可玲先生区分带鱼和南海带鱼的工作被视作传奇。

既然不能养殖，那市场上的带鱼都从哪儿来？

捞的呗。

带鱼和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并称为中国四大渔业，它们曾经资源丰富，适于捕捞开发，是我国的重要食物来源，因此又被称作“四大家产”。自上世纪末以来，“四大家产”都经历了严重的过度捕捞，小黄鱼和墨鱼资源衰退，大黄鱼资源已近枯竭。但带鱼不一样，至今产量都很高。《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东海区（包括浙江、江苏、福建及上海“三省一市”）产量为69.96万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农业发展状况》，2011年全中国的羊肉产量，也就393万吨。

东海区“三省一市”20世纪中后期带鱼产量（单位：万吨）。

但问题是，产量大，不代表资源构成健康，也不代表资源量充足。在历史上，带鱼产量曾出现过非常明显的波动，1980年代一度持续低迷，但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突然出现持续上升。这是个好事么？

渔业产量，实际上是指人类从海洋中捕获的量。产量的波动并不一定反应的是资源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引进，生产限制逐渐放松，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中国渔民的捕捞能力越来越强，私营渔业异军突起，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于是，增产就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但这样的增产，却有着重大的隐忧。渔业研究人员发现，捞上来的带鱼越来越小，低龄组的比例越来越高。同时，他们还发现达到性成熟的带鱼体格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低。这意味着带鱼的种群对过高的捕捞压力做出了适应性的反应！这些年的增产是对补充群体和更远水域的带鱼进行高强度捕捞所致，这种态势是不可持续的。

1980年代末，我国对渔业资源养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针对带鱼的主要产卵场，开始了伏季休渔，并对张网作业进行了限制。而到了1995年，黄东海全面的夏季伏休制度开始执行。这对带鱼的产卵群体与补充幼体起到了重要的保护。虽然这一举措，对带鱼1990年代持续增产有一定的贡献。但捕捞的强度仍然在增大，过度捕捞的风险依旧高企。于是我们需要一个反应带鱼种群资源状况的指标，来反映种群的动态，而非仅仅盯住产量。

在渔业研究工作中，反映渔业种群资源密度的指数，最常用的即为单位努力量捕捞量（CPUE）。这一数值是产量与捕捞努力量的比值。捕捞努力量是指总投入的渔船数量、捕捞网次、作业时间等等。在捕捞水平相当的前提下，花了10天捕到1吨鱼（CPUE为0.1t/day），和花了1个月捕到2吨鱼（CPUE为0.067t/day）相比，资源密度反而是更高的。由此可见，CPUE比产量更清楚地反映出资源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