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这个难题，关键是正确认识，抓手是深化改革。建议采用“登记+备案”制：“登记”由农业部统一进行，可以建一个体系来分工实施；标准是具备“三性”：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程序是DUS测试，申请主体不限制。“备案”由省、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种子管理机构实施，标准是品种的适应性、抗性、经济性；程序是品种试验与测试，经过登记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由种子生产商向拟推广地区的省或市种子管理机构申请，在规定的“官方”品种试验基地进行2年的试验与测试，试验与测试结果符合标准要求的直接予以备案。通过备案的品种可以进入市场销售。

    　由“审定”制转向“登记+备案”制，从“形”上看差别不大，但对困扰多年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管理却找到了答案；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实施的标准与程序，要简单、实用、明了，把品种淘汰权交给市场，这方面完全可以借鉴DUS测试。

    　为保障品种管理制度改革成功，应当同时修改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建议取消种子经营许可，保留并完善种子生产许可。首先，拥有品种权是种子生产商的首要条件。一个品种只有一个品种权，就是转让，而只能转让给一家。有了这一条，种子生产商的数量自然就会大幅度减少，也就容易实现正本清源了。二是提高注册资本和固定资产门槛，固定资产规模应当与其生产的规模相适应，且不低于注册资本的50%。固定资产应该是自有。

    　有了这两条，种子生产商源头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至于种子市场销售，放由工商管理部门去管理吧。

    　值得关注的是生产许可证的有效范围问题，建议实行“许可+备案”制：生产许可证应该注重生产能力，不宜与具体的基地直接挂钩；某企业在某省获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如果需要在其他省建安排种子生产，只要自行落实了生产基地，就可到基地所在省种子管理部门备案，进行种子生产。千万不可搞成省省许可。

      3.加大违法行为成本，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目前我国种业市场普遍存在的侵权、套牌、虚假宣传以及市场主体过多、良莠不齐、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等问题不能忽视。没有一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就不可能孕育出强大的民族种业。市场秩序混乱，守法企业就难以生存发展，“马太效应”就会消失，“劣币逐良币”效应就会放大，农民的权益和农业生产的安全性就难以保障。

    　造成我国种业市场秩序长期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违法成本太低（品种侵权入罪门槛高，行政处罚力度小，民事赔偿不到位），守法成本太高，过低的违法成本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违法的严重后果，最终损害农民利益，危及农业生产安全。业界普遍流行两句带有讽刺的话颇耐人寻味：守法等死，违法找死。如果不在立法层面上解决这个长期困扰种业健康发展的问题，民族种业的振兴也是一句空话。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借鉴法制国家的通行做法，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性处罚，对敢于以身试法者，无论涉及案值多少，都要进行惩罚性的高额处罚。就像“醉驾入刑”那样，只有建立了法律的威力，才能震慑违法行为，健康的市场秩序才能逐步建立起来，种业企业自律才有法律保障，民族种企逐步发展壮大才有良好的环境与空间。

      4.改革种子执法体系，切实落实依法治种

    　目前对种子生产经营主体违法行为的处理主要是行政部门处罚，以罚代刑、以罚代赔较为普遍，司法机关处理的侵权、套牌、涉嫌假冒、品种虚假宣传造成农民损失等明显违法事件少之又少。这样的执法体系削弱了依法治种，并给违法行为发生者和受害者发去不正确的信息：违法者找政府摆平“闹事”的农民，受害者找政府“闹事”获得赔偿。长此以往，依法治种成了摆设，依法治种意识也难以建立，也更难以落实。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限制行政部门的管理事项，扩大司法部门管辖事项（如侵权、套牌、涉嫌假冒、虚假宣传造成农民损失等）。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依法治种的理念才能深入人心，依法治种才能落到实处。

    　小平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用在今天的种业上，可否理解为“落后不能固守”。我们上千家的种子企业，其销售额还抵不过美国的一家孟山都，这足以使我们警醒了。大明的落日辉煌，晚清的锁国挽歌，应以史为鉴啊。这些虽有些言重了，但种业兴衰，我们责无旁贷；呼唤新法，万众翘首以待。我们应当紧紧抓住种子法修改这个难得的机遇，顺应改革要求，顺应产业发展要求，顺应种子企业的迫切要求，以振兴发展为目的，以市场主导为主线，以改革放开为抓手，敢于担当，不辱使命。坚信再过10年，一个崭新的、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中国种业必将惊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