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国畜禽传染病疫情动态
　　我国畜牧业生产近10余年来每年平均以9%的速度持续增长，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19.3%递增至1996年的31.5%。肉、蛋类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由于受饲料短缺等因素的制约，要持续发展我国的畜牧业，并进一步增加肉、蛋和奶类产量，必须寻求比增养畜禽数量更为现实的方法。有识之士认为多养不如少死，当前我国畜牧业的重点应是减少畜禽因疫病造成的损失。
　　据农业部1993年的畜禽死亡率调查估测，全国猪的死亡率约为8%～12%，家禽死亡率约12%～20%，牛死亡率约2%～5%，羊死亡率7%～9%，其它大牲畜死亡率2%。以此推算，1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达260～300亿元。我国畜禽疫病的种类繁多，据1986～1990年全国畜禽疫病普查表明，畜禽传染病有202种之多。其中细菌性疾病111种，病毒性疾病80种，真菌性疫病11种，其中80年代发现的新病达17种之多。建国以来已经消灭的传染病只有2种，即牛瘟和牛肺疫；达到控制或稳定控制的有51种；而流行面广，危害严重，或局部发生但潜在危险性较大的还有38种。根据普查，1989年全国死亡大中家畜960万头，家禽4.8亿只，其中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死亡的约占一半以上。新城疫、禽霍乱、鸡马立克氏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减蛋综合征等病仍是我国养禽业最大的威胁。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气喘病、仔猪黄、白痢、仔猪副伤寒、猪链球菌病、猪传染性胃肠炎和猪流行性腹泻等病在病死猪中占80%以上。
　　我国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畜牧业生产体制的变化，畜禽传染病防治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有：
　　(1)随着我国集约化和规模化饲养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营范围扩大，畜禽及其产品流通渠道增多，造成了疫病传染流行的客观条件。我国动物医学基础薄弱，技术储备不足，防疫、检疫技术手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规模化饲养业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改革过程中许多政策性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地方错误地实行所谓“断粮、继奶”，造成基层防疫队伍极不稳定，防疫监测网络遭到破坏，严重影响了疫病监测和防治工作。因而，导致水疱病、猪瘟、炭疽、牛出败、布鲁氏菌病、结核病和牛羊魏氏梭菌病等已经控制的传染病又重新抬头，呈扩散蔓延之势。
　　(2)近年来，我国养殖业发展迅速，从国外引进种畜、种禽和动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由于缺乏有效的检疫监测手段而且配套措施不力，致使诸如禽流感、鸡传染性贫血、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症、减蛋综合征、马立克氏病、传染性法氏囊病、猪萎缩性鼻炎、猪密螺旋体痢疾、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牛羊蓝舌病、赤羽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粘膜病、绵羊痒病、山羊关节炎脑炎和梅迪-维斯纳等病传入我国。传入后已被消灭的只有绵羊痒病。这些新病中有些病目前虽只在局部地区出现，尚未引起广泛传播流行，或只是血清学检查呈阳性反应，尚未出现具有临床症状的病畜，但这类疫病都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3)国内原有的部分病毒性传染病的病原，在疫病流行的过程中发生变异。使旧病以新的面貌出现，如非典型猪瘟、非典型新城疫等。这些疫病常易引起误诊和免疫失败，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4)在防治细菌性传染病时，长期不适当地使用抗菌药和含抗菌药的饲料添加剂，使许多细菌产生耐药性，常使防治失败。近年来假冒伪劣兽药的盛行，不仅易使许多细菌产生耐药性，也常延误了疾病的防治。
　　(5)法制管理不健全。1985年国务院颁布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对我国畜禽防疫工作走上法制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畜禽防疫工作遇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畜禽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逐步走向市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出现了忽视畜禽防疫工作的倾向；畜禽防疫工作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畜禽疫病流行和人畜共患病时有发生；一些地方染疫肉食上市，对人民健康的危害很大。这些问题的存在，危害人民健康，妨碍养殖业生产，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条例》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和要求，形成了旧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畜牧业发展及防制工作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