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吴荣峰等10人被静宁县农牧局招聘为基层兽医站基层兽医，此后一直担负当地的动物疫病防疫防治工作。如今，这些年近半百的农村基层兽医每月仅拿着224元的微薄工资，用人单位也没有给他们购买养老和医疗保险。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吴荣峰等人将静宁县畜牧兽医局和当地政府告上了法庭。

　　农村基层兽医站入不敷出

　　1月14日，静宁县雷大乡兽医站，49岁的兽医王和平在兽医站呆了一天也没有等到一笔生意上门。没有人请他给牲畜看病，也没有人到兽医站前来购买兽药。

　　“我的工资来自兽医站的收入，兽医站的收入来源有两个：给牲畜看病的诊疗费和出售兽药的利润。上个月兽医站的收入只有260多元。”王和平说，由于农业机械的普及，农村养牲畜的农户正在逐渐减少，这直接影响到了兽医站的收入。

　　像王和平这样入不敷出的农村基层兽医，静宁县还有很多。

　　1984年，为满足静宁畜牧事业的发展，静宁县政府决定从全县高中毕业生中招考40名学生，由县政府出资委培这40名学生到位于武威黄羊镇的甘肃省畜牧学校学习两年，学成回来后由县政府统一安排工作。

　　“我们40人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全部拿到了毕业证，毕业时有1人留校工作，其余39人全部回到了静宁。”王和平告诉记者，毕业后他们都与静宁县农牧局签订了招聘合同，合同约定他们为集体所有制招聘制合同工，不转粮户关系。他们十年内不得自谋职业，否则，个人自负此前一切培训费用。

　　“招聘合同中当时明确约定所有招聘人员一律按中专文凭对待，试用期一年，试用期内月工资为52元，其他福利待遇与用工单位职工相同。试用期满后按所在单位执行的有关工资标准定级，以后按有关规定和其他同志一样调整晋级。1987年，县农牧局批准我们转正定级，按照中专文凭确定待遇。从1987年至2000年，我们的工资一直按照这一规定执行。”王和平说，1999年年底他的工资是每月224元，这一工资水平与农牧局正式职工相差不大。

　　工作近30年无任何劳动保障

　　变化发生在2000年年初，静宁县进行机构改革，27个基层兽医站与静宁县农牧局脱钩，交由兽医站所在乡（镇）政府管理。

　　“基层兽医站交到乡上后，我们兽医站兽医的工资没了着落，各乡镇普遍让兽医站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城关镇兽医站兽医吴荣峰说，2000年以后，基层兽医站依然属于当地政府，担负着当地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所有人员的工资由兽医的诊疗费和出售兽药获得的利润支付，兽医们的工资标准依然是每月224元。

　　吴荣峰告诉记者，从2000年至今，静宁县大多数基层兽医站的工作场地被乡镇占用或卖给个人，目前只有9个兽医站保留了下来，包括他在内有10名兽医一直坚持在兽医站工作。在此期间，多数没有工作场地，无人负担工资的基层兽医不得不另谋职业。

　　2007年，静宁县政府成立了畜牧局下属的兽医局，将各个乡镇的兽医站全部收回，建立新的基层动物疫病防疫体系，新建兽医站按2-3人配备，人员工资纳入财政预算。“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27年来我们一直在兽医站工作，而政府新建兽医站的人员全部不考虑我们这些人。”吴荣峰说，他和王和平等10人每个人都获得了职业技术资格认证，取得了“动物疫病检疫检验员证”、“动物疫病防治员证”等资格证书，又在基层工作了近30年，担负了所在乡镇的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最终工作却得不到解决。

　　令王和平、吴荣峰等10名基层兽医感到担忧的是，至今他们有些人的工资依然是每月224元，也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任何保障。

　　“我们向静宁县农牧局反映情况，要求录用转正并解决劳动保障问题。农牧局最终的答复是录用转正没有政策依据，不予考虑；劳动保障问题采取个人自行自愿的原则，办理个人养老保险，所有养老保险费用全部由个人承担。”吴荣峰说，养老保险是劳动法规定强制缴纳的，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共同承担，为何全部由个人承担？

　　告上法庭一二审均败诉

　　2009年11月，王和平、吴荣峰等10名基层兽医向静宁县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静宁县畜牧兽医局（原静宁县农牧局）按照原来签订的合同补发2000年以后的工资差额，补缴所有拖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资金。

　　“劳动仲裁经历了半年，最终连个案件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都没有得到。”吴荣峰告诉记者。2010年，王和平、吴荣峰等10人将静宁县农牧局、静宁县人民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按照原来的招聘合同补发他们的工资，补缴法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