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不能单靠企业

　　疫苗的推广如果单靠企业难度将会非常大，要养殖者意识的提高和政府的共同推动才行，挪威的三文鱼疫苗能够发挥作用，与它的养殖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尽管中国被称为是全球水产养殖第一大国，但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我国至今仍无一种水产疫苗生产批文获得核发。而与此相对的是，国外水产疫苗则早已在生产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挪威的鲑鱼（三文鱼）产业就一直被视为水产养殖业疫苗防病的一个经典案例，其疾病防控基本上全部依赖疫苗。

　　辉瑞动物保健亚太区商务发展高级总监谭子龙博士曾对挪威三文鱼产业进行过详细地考察，据他介绍，在疫苗没有出现之前，三文鱼的疾病控制还是依靠大量的抗生素，在1984年，平均每产出1吨的三文鱼要用到1公斤的抗生素，虽然抗生素的用量越来越大，但由于三文鱼的抗药性增加，病害没有能遏制住，三文鱼产量因此一直徘徊不前。直到1989年左右，第一个疫苗弧菌病疫苗开始用在三文鱼上，而后又陆续有其它几种疫苗被开发出来，1994年左右，联合疫苗被开发用在三文鱼上。这些疫苗的出现非常有效地抑制了病害的发生，使得抗生素的用量急剧减少，而三文鱼产量同时却大幅提高。

　　谭子龙表示，三文鱼养殖已经形成完整的技术规范体系，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养殖的格局，而且开发使用了鱼类自动注射器等配套机械，这些都和中国水产养殖的特点不同。但是，“中国是一个水产养殖大国，水产疫苗的空间应该也是很大的。”巩华就告诉本刊，尽管还没有正式规模化生产，但按照推算，单就草鱼出血病疫苗而言，以珠江水产研究所水产疫苗工程技术中心GMP生产车间生产能力，即便满负荷生产也只能满足全国10-20%的市场需求。

　　事实上，谭子龙也曾想过开拓中国的疫苗市场，但他对于能否打开中国的市场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挪威的三文鱼疫苗能够发挥作用，与它的养殖管理是密不可分的。挪威的三文鱼养殖集约化程度非常高，养殖区域和养殖密度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必须要有养殖执照。相比之下中国的水产养殖还是比较分散和小规模的。我曾经看过广东一个地方的网箱养殖，网箱底部堆积了一米多深的淤泥由没有吃掉的饵料杂鱼还有粪便所造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水体的溶氧和氨氮指标可想而知，如果不从养殖模式、养殖密度、饲养方法上加以改进的话，即便是再好的疫苗，也是没有办法控制住疾病的。但是养殖户就会觉得，为什么用了疫苗以后还是会发生疾病呢？”

　　谭子龙认为，疫苗的推广如果单靠企业难度将会非常大，要养殖者意识的提高和政府的共同推动才行。广东永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旭埜就告诉本刊，在中国畜禽领域，对于一些危害严重的病害疫苗如禽流感等，都是由政府出资采购免费强制给养殖户使用，据他估计，现在畜禽疫苗的政府采购比例占到了疫苗产量的一半左右。

　　不过尽管市场推广困难重重，对于水产疫苗在中国的发展，业界普遍还是比较乐观。陈昌福教授就告诉本刊，“水产疫苗在中国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一定有所发展的！因为依靠抗生素等药物控制水产动物疾病的措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遇到比现在更多的、更难以克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