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经济、农业界别委员联组讨论会结束后，本报记者立即向全国政协委员、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牛盾发起提问，就“农机供给侧改革、粮食价格波动，我国及世界农业面临的挑战”问题进行独家采访。

中国农机化导报：“供给侧改革”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被定调后，成为公众关注的高频词汇，那供给侧改革对农机化发展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推进？

牛盾：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效益，增加农民群众的收入，最后落脚点是保障粮食安全。农机供给侧改革，我认为要解决有效供给、有质量供给和有针对性的供给。

立足当下，农机行业供给侧改革亟需增强创新动力。一是我们怎么样能让农业机械的设计、制造更加符合生产的需要。比如，表面上看我们需要大型、超大型农业机械，但我认为按照中国农业的规模、特点，我们可能更多需要中、小型农业机械。二是需要“一机多能”的农业机械；三是希望供给方面提供的农业机械质量好，就像“老黄牛”，干活不嫌累，不容易生病。这是我们在农业机械化实施结构性调整和供给侧改革当中的重中之重，抓住这点不仅能让农业机械化生产提高效益，而且能使农机手增收，更重要的是给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中国农机化导报：2015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丰，但粮价下跌，农民卖粮难、增产不增收现象抬头。对此您有何看法？

牛盾：粮价现在是调整了，那为什么国内的粮价比国际市场的粮价高，原因很多：一是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就对自身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业科技与创新的投入很大，我国相比较而言差距很明显；二是国外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的30%-70%，欧洲国家一般在30%，美国约为50%，日本约70%，而我们的补贴才刚刚开始，如果能给中国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成本上补贴50%，我们的价格当然就要比他们低多了，这是问题的实质；三是对农村、农民的教育，发达国家很多已经完成了高中、大学，而我国只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四是农村的社会保障还不够完善等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价格倒挂”。

粮价上涨或者其他调整，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行为，要把这种调整放在更大的范围来考虑，比如说粮价上涨以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产品成本等都会有变化，那么国家政策就要把握好这个平衡，在制定和调整方面格外慎重和科学。

 

               全国政协委员牛盾接受本报记者白云鹤采访

 

中国农机化导报：2015年您完成了从农业部副部长到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身份的转变，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和世界农业面临什么挑战？

牛盾：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放在国际视野来衡量和评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在国内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要在国际大背景下来考虑和设计我国的农业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世界农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国际交流、农业治理制度问题、农业投入问题、怎么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等都很重要，但重中之重是解决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问题。要提高这些国家农业生产能力，依靠自身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按照现在这种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N次”的模式，甚至把粮食当作武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那世界就永远解决不了粮食安全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首先要解决的也是粮食安全的问题。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召开后，全世界形成共识“到2015年争取把世界上还有的8亿饥饿人口减少一半”。哪个国家实现了？中国。中国是第一个实现了这一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现在还剩下7000万贫困人口。在去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和承诺，我国在今后五年要将这7000万人口全部脱贫，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人民将全部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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