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还说，一个将军一个令，不听谁的也不行，干脆都听，反正遭殃的是农民。

省委书记黄璜同志看后立即批示：“请经委研究一下，不合国家规定的应该取消，处理结果可登报。”又一次化解了这方面的矛盾。

1980年春，安徽沿淮地区的凤台、怀远两个县的农村集市出现旧农机交易市场，这是农机化发展史上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对这一新情况，当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搞清它的来龙去脉，我从凤台县到怀远县，又从怀远县到凤台县，反反复复，整整跑了一个星期，开了近10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方面的人。在桂集座谈时，请了一位经纪人，他开始很紧张，以为我们这些坐着车子下乡的干部要打他的主意，收什么费。我们真诚地说明来意，又让陪同的区干部回避，他才终于开口了。他透露了机行是怎样形成的，他又是怎样当上机行经纪人的。一连几天，我们进行着紧张的调查。回到合肥，我又马不停蹄，走访了省工商局，咨询有关政策，他们明确表示，没有理由反对农机自由市场。

调查结束后，我理清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1）卖机的原因。责任制刚刚开始，对如何使用、管理集体原有的农机没有现成的经验，分到机械而又不会使用的农民就卖“铁牛”买黄牛，这样便形成了卖方市场。

（2）买机的原因。一些经过培训的机手们，深知使用机械的好处。他们说，一台旧拖拉机和一头牛的价格差不多，新机械买不起，旧机械比牛强，用途广、效率高。他们认为买旧机械合算、经济、适用。

但是，当时买卖旧农机并没有专门的市场。起初，卖拖拉机的农民把机子开到牛行，插草为标，后来买卖机械的人多了，便另开新地，形成了旧农机交易市场。机行里的经纪人虽然不懂技术，但在交易中起了不可缺少的桥梁作用，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3）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旧农机交易市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各自都说出了理由，但是反对意见一直占上风。

作为调查，可以告一段落。但是，作为问题研究，还仅仅是开始。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这个问题，我反复学习和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方面的知识和政策。思考之后，动笔写了《怀远、凤台两县农村出现旧农机交易市场》的调查报告，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了它产生的背景、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农民的反映。我把调查报告寄给了省委，省委办公厅很快在《安徽情况》增刊上登出。当时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同志批示说“农机作为生产资料，应该允许市场调剂，不能限制，也不能用增加税收的办法强行限制”。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上也很快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调查报告后批示：“你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很好！”从此，绿灯大开，农业机械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可以自由地买卖。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的农民也到这里出售或购买旧农机。这成为农民自主发展机械化的前兆，五年之后，有关部门又制定了这方面的政策，农机交易市场渐趋规范化。

 

工作中的深情与厚谊

在1983年召开的安徽省第六次人代会上，全国第一个民办农机站站长屈光映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来合肥开人代会的时候，我约他长谈了两次，为他写了第二篇文章—《勇于创新的人》，在《安徽日报》、安徽省广播电台和《农业机械》杂志上发表。那时，我与屈光映已有3年的友谊了。

1980年，安徽全面实行承包责任制，由于经营体制的迅速变化和管理、使用经验的缺乏，有些地方出现了拆分、变卖拖拉机的情况，有的人就认为农民不需要机械化了。

然而，当年已取得夏季大丰收的屈光映等6户农民深深感到，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要劳动致富，光靠人的一副肩、两只手是不行的。要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经济效益，一定要发挥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屈光映萌动了大家联合起来办拖拉机站的念头。但当他找大家商量时，有的说，党的政策刚刚放宽，咱买拖拉机，万一政策变了怎么办？有的说，过去国营、集体的机站都办不好，咱们几个庄稼人能办好吗？老屈说，办好机站咱有几条理由：第一，党的政策是让农民劳动致富，这一点绝不会变；第二，咱们附近几个大队耕地离村庄远，靠人畜力顾不过来，都需要拖拉机耕作；第三，咱们几户一直都很团结。天时、地利、人和，有这三条，机站肯定能办好。几天时间，6户农民就筹集了近万元现金，买了1台江淮—50拖拉机，又赊了1台，请了2名机手，全国第一个民办拖拉机站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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