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购买农机应如何看待？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我在调查过程中反复思考的问题。随着“大包干”的深入，农机的持续增加，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对于农民们反映的问题，经过深入的调查与思考，我大胆地提出了对农民个体户及联户购买的农机应与社队集体经营的机械一样看待，同样培训机手和考核发证，同样供应油料和配件的意见。

在一篇给省委的综合性调查报告里，我对农民购买使用农机政策有了更明确的提法，概括为“四个一样”:即一样培训技术、一样考核发证、一样供应油料、一样供应配件。省委农工部在《安徽农村》内刊上全文刊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很好。报告对农村出现的新事物给予了热情支持，提出了很好见解，并且对群众创造的宝贵经验作了及时总结，希望同志们认真读一读。”“四个一样”的政策实行，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全省农民购买农机进入高潮。

这年9月，农机部组织12个省的农机专家和负责同志对安徽、浙江农村在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后农机化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在杭州召开全国农机化问题汇报会。会上，我当面向当时的农机部杨立功部长汇报了安徽农机化发展情况，并详细汇报对农民购买使用农机所采取的“四个一样”政策。针对农机部门过去对农民联户和独户购买农机不表态、不支持的做法，杨立功同志高兴地说：“四个一样的政策好，从政策上保护了农民办机械化的积极性，各地都应该向安徽那样。”汇报会结束的第3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报导，标题就是：安徽“四个一样”的政策好。

安徽允许农民购买和使用机械，并给予政策扶持的创新做法，整整比1983年的一号文件早了两年，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民办农机化大潮初起之时，安徽农机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的第一个新政策。

调查研究是倾听民声、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1981年10月，农机部和交通部在相隔仅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拖拉机的安全监理由谁发牌发证问题发出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都说拖拉机非由本部门考核发证不可。安徽省农机部门和交通部门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后，都立即转发，贯彻执行，结果在基层引起了一场混战。农民迫于无奈，只好两个部门都去考核一下。他们气愤地说，上面各自为政，下面百姓吃苦。

我在基层调查时，耳闻目睹了农民的艰难，写了一篇《两部业务扯皮，农民吃苦头》的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我写到：“在仅半个月的时间内，国家两个领导部门就同一问题发出了两个观点不同的文件，是他们没有通气吗？否！双方的文件都抄送了。交通、农机两个部门在各地都有一套安全监理机构，其工作任务也有很多相同之处，长期以来各自行使着自己的职权。两个部门在一些共性问题上象是铺在枕木上的两股铁轨，拧不到一起。农民则象钢锯下的木头，任凭他们拉来拉去。这样相互扯皮，在基层造成什么影响呢？”请求国务院裁决，并提出，拖拉机的安全监理工作，哪个部门管都可以，不要再叫老百姓吃苦了。

这份调查报告发给了新华社和中纪委后，分别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和中纪委《情况通报》上，引起了国务院和中纪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几位领导同志很快作了批示，转给有关部门，两部领导也迅速签署了意见。安徽省政府发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交通安全管理分工问题的规定》，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1984年9月，安徽阜南县又出现了一台拖拉机挂两套牌照的事，农机部门和交通部门同时为拖拉机发牌、发证，机手敢怒不敢言，只好委曲求全。农民反映，这两家一是争权，二是争钱。农民说，买一只花瓷盆只要二、三块钱，买两块铁牌牌却要花几十元。

为了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领导机关，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第一稿写了3000多字，写好后我想，领导同志工作忙，哪有时间看我的长篇大论。于是便压缩删改，2000字、1000字，还是长了。干脆，推倒重来。最后，写成了连标题只有5句话、108个字的调查报告，报给了安徽省委。

阜南县一台拖拉机要挂两套号牌

一台拖拉机，挂两套号牌，每套11元。

一套由农机部门核发，一套由交通部门重复核发。

农民说，一个管路，一个管油，不买谁的也不行，干脆都买，花钱买个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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