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年，我与农机化改革同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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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投稿 2008-06-05 互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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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超 困境中的希望与前景1977年6月，在全党大办农机化的高潮中我半路改行，选择了农机化事业，从此成为了“农机人”。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机遇。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大包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大潮。安徽成为农村改革的发祥地，也成为农机化改革的发祥地。农村改革至今已30年了。在这30年里，我有幸参与了农村改革和农机化改革的全过程，目睹了农机化工作的兴起与发展。我怀着对农村改革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深入实际，深入农村，精心总结农机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农机化发展中的政策，热情讴歌农机化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在300多万字的文稿中，有的准确体现了发展的趋势，有的正确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有的切中时弊地暴露了存在的问题和根源，多次被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参考》和中纪委《情况汇报》以及农业部、省委省政府的内部刊物采用，受到中央、农机部和省领导的重视，并得到胡耀邦、胡乔木、王鹤寿、杨立功、以及张劲夫、黄璜、王太华、回良玉、张平等领导的批示。这些调查报告，为党和国家以及省委省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依据，为农机化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地升华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三十年来，我对农机工作一往情深，带着感情、带着理想、带着追求，始终如一地进行着调查研究。回顾总结三十年来自己调查研究的历程，倍感亲切、倍感欣慰。1979年初，当以分田到组、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大包干”责任制刚刚推行的时候，农村出现了拆、分、变卖农机的情况，人们对农机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权威人士也在报刊上发表谈话，断言“中国不可能在一家一户的基础上搞农机化。”当时的形势确实让许多人看不懂、看不透，产生迷茫、悲观情绪。有的生产队把拖拉机折价卖给农民，有的生产队把机械拆成零件分给农民，有的甚至把拆散的零件扔进水塘里，让农民下水摸，谁摸着归谁。有人说“包产到户，无机无路”；也有人说“小毛驴青云直上，拖拉机离职休养”；农机供应系统的职工说，“包机到人，农机关门”。很多人对农机化的前景忧心忡忡，他们把农机化的前景比喻为玻璃瓶里的蝴蝶——前途光明，走投无路。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农机化的前途到底是明？是暗？我开始了广泛的调查，听取、分析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说法。另一方面，在调查中注意全面了解情况，既调查发展农机化的有利因素，又搜集不利条件。然而，就在实行“大包干”较早的沿淮地区，出现了农民独户或联户集资购买拖拉机的情况，农忙耕田，农闲运输。在一个村或一个乡，只要有一户农民带头购买拖拉机，便有许多农民跟着购买。于是，我看到了农机化的前景和希望，便写了一篇题为《农业机械化的希望和前景》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农业机械》杂志上。在文章中，我提出了四个与当时流行看法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结论。第一，农民拆、分、卖农机是正常的。我把它归结为是对过去官办机械化的扬弃，是对过去农机管理不善、维修费用高、增加了农民负担，或是购买了不适用机械之行为的一种矫正。第二，农民集资购买农机是农民发展生产的选择，体现了农民的自主权。讲究实惠的农民在选择生产工具时，是从生产上是否需要，资金上是否可能，使用上是否划算等方面综合考虑的，需要时就买，不需要时就卖。第三，农民由拆、分、卖农机到合（合伙购买）、修（修复旧机）、买（独户购买）农机是对生产工具的一次自发调整，调整的结果既对农业生产有利，也使农机化的发展更加扎实有效。第四，农民自发地集资购买农机，说明农机化充满了希望和前景。 改革中的正义与热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出现自发联户集资购置农机的现象。就当时农机化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有重点地对沿淮、江淮和江南的一些县进行了调查。当时的农业生产形势十分喜人，油菜、小麦丰收，在地作物生长茂盛，农民欢天喜地。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政策好，天帮忙，包产到户多打粮。”农机化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适应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农业机械在调整中发展，小型拖拉机、小型配套农机具、小水泵增加迅速；农民联户购买农机的模式受到欢迎；部分农村集市出现农机自由市场。特别是不少农民反映，他们买机时顾虑重重，有的想买不敢买，担心买了机器无处学技术，领不到行驶证，入不了户，得不到计划供油。对农民购买农机应如何看待？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我在调查过程中反复思考的问题。随着“大包干”的深入，农机的持续增加，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对于农民们反映的问题，经过深入的调查与思考，我大胆地提出了对农民个体户及联户购买的农机应与社队集体经营的机械一样看待，同样培训机手和考核发证，同样供应油料和配件的意见。在一篇给省委的综合性调查报告里，我对农民购买使用农机政策有了更明确的提法，概括为“四个一样”:即一样培训技术、一样考核发证、一样供应油料、一样供应配件。省委农工部在《安徽农村》内刊上全文刊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很好。报告对农村出现的新事物给予了热情支持，提出了很好见解，并且对群众创造的宝贵经验作了及时总结，希望同志们认真读一读。”“四个一样”的政策实行，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全省农民购买农机进入高潮。这年9月，农机部组织12个省的农机专家和负责同志对安徽、浙江农村在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后农机化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在杭州召开全国农机化问题汇报会。会上，我当面向当时的农机部杨立功部长汇报了安徽农机化发展情况，并详细汇报对农民购买使用农机所采取的“四个一样”政策。针对农机部门过去对农民联户和独户购买农机不表态、不支持的做法，杨立功同志高兴地说：“四个一样的政策好，从政策上保护了农民办机械化的积极性，各地都应该向安徽那样。”汇报会结束的第3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报导，标题就是：安徽“四个一样”的政策好。安徽允许农民购买和使用机械，并给予政策扶持的创新做法，整整比1983年的一号文件早了两年，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民办农机化大潮初起之时，安徽农机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的第一个新政策。调查研究是倾听民声、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1981年10月，农机部和交通部在相隔仅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拖拉机的安全监理由谁发牌发证问题发出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都说拖拉机非由本部门考核发证不可。安徽省农机部门和交通部门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后，都立即转发，贯彻执行，结果在基层引起了一场混战。农民迫于无奈，只好两个部门都去考核一下。他们气愤地说，上面各自为政，下面百姓吃苦。我在基层调查时，耳闻目睹了农民的艰难，写了一篇《两部业务扯皮，农民吃苦头》的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我写到：“在仅半个月的时间内，国家两个领导部门就同一问题发出了两个观点不同的文件，是他们没有通气吗？否！双方的文件都抄送了。交通、农机两个部门在各地都有一套安全监理机构，其工作任务也有很多相同之处，长期以来各自行使着自己的职权。两个部门在一些共性问题上象是铺在枕木上的两股铁轨，拧不到一起。农民则象钢锯下的木头，任凭他们拉来拉去。这样相互扯皮，在基层造成什么影响呢？”请求国务院裁决，并提出，拖拉机的安全监理工作，哪个部门管都可以，不要再叫老百姓吃苦了。这份调查报告发给了新华社和中纪委后，分别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和中纪委《情况通报》上，引起了国务院和中纪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几位领导同志很快作了批示，转给有关部门，两部领导也迅速签署了意见。安徽省政府发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交通安全管理分工问题的规定》，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1984年9月，安徽阜南县又出现了一台拖拉机挂两套牌照的事，农机部门和交通部门同时为拖拉机发牌、发证，机手敢怒不敢言，只好委曲求全。农民反映，这两家一是争权，二是争钱。农民说，买一只花瓷盆只要二、三块钱，买两块铁牌牌却要花几十元。为了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领导机关，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第一稿写了3000多字，写好后我想，领导同志工作忙，哪有时间看我的长篇大论。于是便压缩删改，2000字、1000字，还是长了。干脆，推倒重来。最后，写成了连标题只有5句话、108个字的调查报告，报给了安徽省委。阜南县一台拖拉机要挂两套号牌一台拖拉机，挂两套号牌，每套11元。一套由农机部门核发，一套由交通部门重复核发。农民说，一个管路，一个管油，不买谁的也不行，干脆都买，花钱买个平安无事。农民还说，一个将军一个令，不听谁的也不行，干脆都听，反正遭殃的是农民。省委书记黄璜同志看后立即批示：“请经委研究一下，不合国家规定的应该取消，处理结果可登报。”又一次化解了这方面的矛盾。1980年春，安徽沿淮地区的凤台、怀远两个县的农村集市出现旧农机交易市场，这是农机化发展史上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对这一新情况，当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搞清它的来龙去脉，我从凤台县到怀远县，又从怀远县到凤台县，反反复复，整整跑了一个星期，开了近10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方面的人。在桂集座谈时，请了一位经纪人，他开始很紧张，以为我们这些坐着车子下乡的干部要打他的主意，收什么费。我们真诚地说明来意，又让陪同的区干部回避，他才终于开口了。他透露了机行是怎样形成的，他又是怎样当上机行经纪人的。一连几天，我们进行着紧张的调查。回到合肥，我又马不停蹄，走访了省工商局，咨询有关政策，他们明确表示，没有理由反对农机自由市场。调查结束后，我理清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1）卖机的原因。责任制刚刚开始，对如何使用、管理集体原有的农机没有现成的经验，分到机械而又不会使用的农民就卖“铁牛”买黄牛，这样便形成了卖方市场。（2）买机的原因。一些经过培训的机手们，深知使用机械的好处。他们说，一台旧拖拉机和一头牛的价格差不多，新机械买不起，旧机械比牛强，用途广、效率高。他们认为买旧机械合算、经济、适用。但是，当时买卖旧农机并没有专门的市场。起初，卖拖拉机的农民把机子开到牛行，插草为标，后来买卖机械的人多了，便另开新地，形成了旧农机交易市场。机行里的经纪人虽然不懂技术，但在交易中起了不可缺少的桥梁作用，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一定的手续费。（3）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旧农机交易市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各自都说出了理由，但是反对意见一直占上风。作为调查，可以告一段落。但是，作为问题研究，还仅仅是开始。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这个问题，我反复学习和研究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方面的知识和政策。思考之后，动笔写了《怀远、凤台两县农村出现旧农机交易市场》的调查报告，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了它产生的背景、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农民的反映。我把调查报告寄给了省委，省委办公厅很快在《安徽情况》增刊上登出。当时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同志批示说“农机作为生产资料，应该允许市场调剂，不能限制，也不能用增加税收的办法强行限制”。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上也很快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调查报告后批示：“你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很好！”从此，绿灯大开，农业机械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可以自由地买卖。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的农民也到这里出售或购买旧农机。这成为农民自主发展机械化的前兆，五年之后，有关部门又制定了这方面的政策，农机交易市场渐趋规范化。 工作中的深情与厚谊在1983年召开的安徽省第六次人代会上，全国第一个民办农机站站长屈光映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来合肥开人代会的时候，我约他长谈了两次，为他写了第二篇文章—《勇于创新的人》，在《安徽日报》、安徽省广播电台和《农业机械》杂志上发表。那时，我与屈光映已有3年的友谊了。1980年，安徽全面实行承包责任制，由于经营体制的迅速变化和管理、使用经验的缺乏，有些地方出现了拆分、变卖拖拉机的情况，有的人就认为农民不需要机械化了。然而，当年已取得夏季大丰收的屈光映等6户农民深深感到，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要劳动致富，光靠人的一副肩、两只手是不行的。要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经济效益，一定要发挥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屈光映萌动了大家联合起来办拖拉机站的念头。但当他找大家商量时，有的说，党的政策刚刚放宽，咱买拖拉机，万一政策变了怎么办？有的说，过去国营、集体的机站都办不好，咱们几个庄稼人能办好吗？老屈说，办好机站咱有几条理由：第一，党的政策是让农民劳动致富，这一点绝不会变；第二，咱们附近几个大队耕地离村庄远，靠人畜力顾不过来，都需要拖拉机耕作；第三，咱们几户一直都很团结。天时、地利、人和，有这三条，机站肯定能办好。几天时间，6户农民就筹集了近万元现金，买了1台江淮—50拖拉机，又赊了1台，请了2名机手，全国第一个民办拖拉机站就这样诞生了。该机站热情为周围社员服务，作业保质保量，耕地、打场的收费标准比国有、集体拖拉机站都低，对困难户还优惠，在当地很有影响。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就跑到霍邱县陈嘴公社汪集大队去调查，看机站并与屈光映和几个“股东”座谈，把他们的做法在报纸、广播上宣传。屈光映办拖拉机站的消息传出以后，轰动了省内外。一些人说，农民办拖拉机站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时的霍邱县委书记黄璜同志亲自到汪集大队调查，肯定了农民办机械化的方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动向，并及时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在批示中写道：“对这个新生事物要研究政策，要加以引导。”由于信誉好、效益高，一些农户纷纷要求加入机站，最红火的时候，拖拉机站发展到28户。由于缺乏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无法解决派工轻重不同、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矛盾，机站内部人心开始涣散，吵嘴、打架的事时有发生，到1985年春，机站开始走下坡路。到这年年底，机站逐渐解体，建站时的6户只剩下屈光映1户，后加入的22户也走了19户，机站共欠银行贷款28万元，全部落在老屈一人身上。为了还清贷款，屈光映被迫把拖拉机站改为贸易货栈，经销当地土特产。1987年10月，我又一次赶到屈光映家，他向我诉说了一肚子委屈。我和他一起总结了全国第一个民办农机站受挫的原因：一是摊子铺得大，管理经验少，吃了不量力而行的亏。机站刚一红火就盲目上新项目，顾此失彼。二是平均主义严重。重分配，轻积累。大家都是主人，谁也管不了谁。有效益大家都来分，不分光总不放心。要发展生产，就借国家的贷款。到头来，机站欠了国家一大笔贷款。三是顶不住众人“吃大户”之风。机站有了收入，来借款的人就络绎不绝，都是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的乡邻亲朋，不借不好意思。机站扩大再生产的28万元贷款，有3万元被农民借走。有的说，你是人大代表，不能见死不救。钱借出去就要不回来，你要钱他就翻脸。机站硬是被一些人给啃垮了。回来后，我写了《全国第一个民办拖拉机站为什么衰落？》的调查报告。副省长汪涉云作了这样一段批语：“民办机站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正确的经营思想，加强经营管理，才能走向健康发展道路。”后来，这篇调查报告又在《中国农机化报》上发表。报社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上了编者按，提醒各种所有制的拖拉机站以此为鉴，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保持正确的航向，保持旺盛的活力。肥西县严店乡严店村农机大户严德敏现在可谓满头桂冠、大名鼎鼎：全国种粮大户、全省首批农机大户标兵、全省首批农村致富带头人、省农机协会副会长、第十一届省人大代表……与此同时，他由一个精明而又憨厚朴实的老式农民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眼光的新型农民企业家。严德敏今年52岁。读初中时，记住了毛主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句名言，并深深印入脑海。初中毕业后，他就跟着舅舅到远离家乡的宿松县农机厂当学徒，学会了拖拉机、收割机的驾驶维修技术和简单的工业管理。大包干前夕，回到家乡的严德敏为村里开拖拉机。1986年，买回了自己的第一台小四轮，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跑运输。第二年，又买了一台6马力的小手扶。四轮跑运输，手扶专耕地。1994年严德敏购买了第一台推土机。当时，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出资不出工。他瞅准了这个行情，卖掉拖拉机而买了推土机。十多年中，他的推土地机发展到5台，承包的工程由本县跨越到江苏、福建，由水利延伸到公路建设。他的用工制度也很独特：只带徒，不雇工，教技术，重感情。然而，其后的几年，激烈的竞争使水利施工、土方工程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严德敏重新回味起“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2000年，严店乡农机站召开旋耕作业推广现场会。严德敏去了。他跟着机子走，边看边问边琢磨。现场会结束时，他闷着头走了。第二天，他跑到上海，一下子买回4台上海50拖拉机，且每台都配上旋耕机，在当地引起了轰动。由于技术好、作业质量高，价格合理，联系作业的农民络绎不绝，赚了个盆溢钵满。接着，在县农机局的指导下，购买了全县首台洋马联合收割机。2002年3月，当我去调查时，他已拥有6台大中拖、2台旋耕机、2台中型联合收割机和配套机具，农机资产60多万元，成为安徽首席农机大户。调查归来，我反复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何为农机大户？如何才能成长为农机大户？农机服务能成为一个产业吗？于是，我写了篇调查报告，回答了上面三个问题。农机大户应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农机；二是以机械为手段开展社会化服务；三是农机服务收入占家庭总收入60％以上。这个界定在当时虽然不够具体和准确，但划定了农机大户与种粮大户的界限，被许多人和许多部门接受。要成为农机大户必须具备和学会三种素质：懂技术、会经营、有市场眼。农机作业服务完全可以做成一个产业，正在篷勃兴起的农机大户就是农机作业服务产业化的雏形。《中国农机化报》全文刊登了这篇调查报告，报社还配发了短评——《农机人要有一双“市场眼”》。从此，严德敏成了当地和安徽农机系统的名人。他个人也十分努力，抓住机遇，乘势而上。2002年底，成立了德敏农机作业服务有限公司，2004年，创建了肥西县农机产业化综合示范园。今年初，当他得知自己当选为省十一届人大代表时，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向我报喜。在随后召开的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提交了5个议案，其中3个是有关农机化的。 （本文作者系安徽省农机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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