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指责农业的产业化，但我反对一切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前提对土地掠夺式的产业化之路。我也无意否认“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但我反对一切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崇洋媚外。
　　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农业正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最彻底和最全面的体现，它顺天时而作，视土地为生命，主张精耕细作，尊重生物本性，提倡农牧结合，注重作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土地垦种千百年仍然肥力常新，只需使用粪肥，注重和保持多个作物间倒茬轮作，家乡的土豆亩产上万斤。
　　然而在只种不养的掠夺式利用下，土地肥力下降并不需要千百年，也不是几十年，只是几年而已!可悲的是，产量连年下降，“现代农业”的专家诊断结果是种植方法“不科学”。怎么科学呢?专家说种子要脱毒。农民照办了，从他指定的地方购买脱毒种薯，但第二年又不行了。专家说要用原原种(既专门培育的种子)，农民又照办，从政指定的地方购买原原种，又不行了。专家又说，要用专用马铃薯专用肥。用了，后来又不行。专家又说，要用根腐病专用药……直到长不出土豆了，所有人面对土壤的退化和植物疾病束手无策时，“科学种田”的专家仍然振振有词地说，根腐病是世界性难题，“现代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保证解决所有问题。这让人联想起一个感冒病人，到医院后医生让你打抗生素，说这样好得快;打了，感冒好了，肠胃又不舒服，医生又劝你把胃切除，说这样防止进一步恶化;胃切了，身体水肿排不出尿了，医生说是肾功能衰竭，劝你透析……直到无计可施时，医院会拿出病危通知让你签字，说医生不是万能的，他们已经尽力了。
　　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和中医类似的遭遇。当我们都在质疑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怪病而无药可治时，有多少人反省过曾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自己对空气、水、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所犯的错误?农作物以及牲畜的疾病同样如此，当我们在追问农药残留有没有超标，关心所吃的每一口食物是否安全时，有没有人追问过自己曾给予了土地什么，以及农作物疾病的来历?化肥农药之于作物，正如抗生素之于人类一样，它带给我们快捷、高效的同时，也让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西方的祖师们无计可施时，终于提出了“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
　　这难道不是传统农业的回归吗?
　　当然，视西方生产方式为圭臬的现代农业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承认高大上的“现代农业”会绕了个大圈后回归传统农业，他们会认为有机农业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复杂的、系统的、科学的”种植方式，而中国传统农业最多只是原生态的生产方式。所谓复杂、系统的方法，就是说除不能上化肥农药外，用饲料喂养牲畜的农家肥因为饲料中也有污染也需要处理，土壤不能有残留，周边环境也不能有染污，种子也不能有包衣……孰不知，所谓的有机，通俗地讲就是有生命的东西，而在中国文化看来，所有的农业本身都是有生命。在这个洋概念到来之前，我们的父辈祖辈们从未生产过“无机”农业，谈何“有机”?所以，当今中国人谈有机的高大上，就相当于在新西服上缝上补丁还洋洋得意一样的滑稽可笑。
　　中国文化是整体观，中国农业亦然，绝不会为了单一的产量走极端线路，而是一开始就注重不同作物间的相生相克和休戚与共。中国传统农业绝不会把除了作物之外的所有生命都置之于人的对立面，今天捕杀这个，明天消灭那个。
　　在我家乡小时候农作物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种病，而且这些病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改变粪肥种类，通过作物间的轮作，或者改变不同风向的地块等方式加以预防和控制。父亲不光能根据当年的天气情况，清楚地预见来年不同作物的收成，也能够根据气候特点选择把不同的作物种植到不同的地块来预防病虫。他可以睡在炕上根据半夜的风声，准确判断第二天的是刮风下雨，并提前预备是收麦还是种豆……如果用现代的学科来划分，父亲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土壤专家、育种专家、病虫防治专家、肥料专家、气象专家、养殖专家等等的总和，但父亲这样用他全部生命传承人类最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在当今中国种地是没有发言权也不受尊重的。而相反，即使你从来没有下过地，只吃过猪肉而没有见过猪跑，只要你抓住了“农业的机会”跑到农村里圈上几百亩地，就可以煞有介事地培训起农民，指导他肥应该如何施，猪应该如何喂，滔滔不绝地讲有机农业应该如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