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进入末法时代
　　在我负责主持的一个国学养生公益讲座中，我曾不至一次地被问到为什么我们的课程表里会有“农”。问话的人常常是一脸茫然地问我“农”能讲什么?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我常会反问：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哪一种文化比“农”更古老?在所有的养生要素中，有哪个要素能比吃更重要?每次，我与问话者总在他的“哦”声中结束，但同时我会被带到一种莫名的伤感。
　　从什么时间开始，国人把“农”排斥在“国学”之外?从什么时间开始，国学被剥离得只剩下儒释道和四书五经?这个问题所折射的恰恰就在于：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农”已经不被当作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每天都在吃着粮食，但国人早已忘记了还有这么一个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行业!这对有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这就是中国农业的现实!
　　是的，提起农业，我们会想起很多高大上的名词，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备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智慧农业……但很少提“传统农业”。如果被提到了，那绝对是作为反面题材而存在的，它常常被另外一个名字“小农”所替代。“小农”是什么?落后、守旧、短视的代名词!由它衍生出的，是小农经济、小农意识、小农思想……由于传统农业不“现代”，不“科学”，自给自足，所以必须打破推倒。但是，正如朱安妮老师11月在人大做《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有机农业的发展》主题演讲时提及，中国老祖宗很早就懂得使用粪肥和懂得作物之间的轮做被世界农业专家视为是中国人对农业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农业在被国人斥之为“小农”的加以抛弃的同时，却被世界公认的农业机构称之为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的典范，被看作是中国之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着地球上最庞大的人群，而且几千年的经久不息，绵延不绝根本所在。
　　不知把“现代”奉为圭臬的中国人看到洋人这一结论时做何感想?记得温铁军教授也在一次演讲中碰击那些言必称欧美鹦鹉学舌般的现代农业主义，他们在指手划脚地批判中国“小农”的同时，完全忘了中国没有四处掠夺和殖民地垦种，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生产条件。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由于欧、非大陆民族没有施肥习惯，曾经的拉丁姆、西西里都是世界粮仓，在殖垦下因“地力消失”现在均已变成荒地。但是现在，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曾创造出世界上最智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民族，却开始在别人走不通的道路上逆驶倒行。
　　如果说情感说教不足以说明求洋求大必然让“现代农业”走向穷途末路的话，那么我家乡马铃薯产业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或许能证明，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情怀的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小时候，家乡的“小农经济”是小麦、豌豆、荞麦、莜麦、胡麻、玉米、糜子、谷子、土豆……什么都种。正常情况下，一亩地种土豆能产10000多斤，豌豆能产生300斤，而小麦只产200斤。因为“小农”自给自足思想，家乡所有人总是小麦种的最多而土豆最少。当时土豆每斤八分到一毛钱，豌豆是八毛钱一斤，小麦五毛钱一斤。
　　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我向父亲建议，为什么不能少中小麦而多种土豆和豌豆呢?父亲说，如果人人都只种土豆而不种小麦，土豆卖给谁?从哪里能买小麦?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父亲错了。
　　在“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种土豆比种小麦赚钱时，这个传统最终还是被打破了一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几乎是家家户户全种土豆而再也不种小麦。但父亲伤心地说，土地就像人一样，也需要养护，人需要五谷杂粮，只吃一种东西会生病。洋芋最废(消耗)土地，这样不倒茬连续一个劲地种洋芋，迟早会把地毁了，一颗也长不出来。
　　后来发生的，证明父亲是对的。一年、两年、八年、十年，洋芋的产量也是每况愈下，从每亩地一万多斤，下降到几千斤、一千多斤、几百斤……直到颗粒无收!连年的重茬种植，加上为了增加产量大量的使用化肥，土地肥力严重透支，土壤结板酸化。后来，土豆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根腐病。这种病在土豆长出地面快开花的时候，根部就开始腐烂，然后大面积的死亡，直至死光。病虫防害专家介绍，这种病无药可治。而我在家乡成长生活的前二十年里，这种病闻所未闻。因为土地里已经长不出土豆了，农民们只能去城市打工维系生活。
　　我并非指责农业的产业化，但我反对一切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前提对土地掠夺式的产业化之路。我也无意否认“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但我反对一切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崇洋媚外。
　　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农业正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最彻底和最全面的体现，它顺天时而作，视土地为生命，主张精耕细作，尊重生物本性，提倡农牧结合，注重作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土地垦种千百年仍然肥力常新，只需使用粪肥，注重和保持多个作物间倒茬轮作，家乡的土豆亩产上万斤。
　　然而在只种不养的掠夺式利用下，土地肥力下降并不需要千百年，也不是几十年，只是几年而已!可悲的是，产量连年下降，“现代农业”的专家诊断结果是种植方法“不科学”。怎么科学呢?专家说种子要脱毒。农民照办了，从他指定的地方购买脱毒种薯，但第二年又不行了。专家说要用原原种(既专门培育的种子)，农民又照办，从政指定的地方购买原原种，又不行了。专家又说，要用专用马铃薯专用肥。用了，后来又不行。专家又说，要用根腐病专用药……直到长不出土豆了，所有人面对土壤的退化和植物疾病束手无策时，“科学种田”的专家仍然振振有词地说，根腐病是世界性难题，“现代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保证解决所有问题。这让人联想起一个感冒病人，到医院后医生让你打抗生素，说这样好得快;打了，感冒好了，肠胃又不舒服，医生又劝你把胃切除，说这样防止进一步恶化;胃切了，身体水肿排不出尿了，医生说是肾功能衰竭，劝你透析……直到无计可施时，医院会拿出病危通知让你签字，说医生不是万能的，他们已经尽力了。
　　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和中医类似的遭遇。当我们都在质疑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怪病而无药可治时，有多少人反省过曾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自己对空气、水、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所犯的错误?农作物以及牲畜的疾病同样如此，当我们在追问农药残留有没有超标，关心所吃的每一口食物是否安全时，有没有人追问过自己曾给予了土地什么，以及农作物疾病的来历?化肥农药之于作物，正如抗生素之于人类一样，它带给我们快捷、高效的同时，也让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西方的祖师们无计可施时，终于提出了“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
　　这难道不是传统农业的回归吗?
　　当然，视西方生产方式为圭臬的现代农业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承认高大上的“现代农业”会绕了个大圈后回归传统农业，他们会认为有机农业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复杂的、系统的、科学的”种植方式，而中国传统农业最多只是原生态的生产方式。所谓复杂、系统的方法，就是说除不能上化肥农药外，用饲料喂养牲畜的农家肥因为饲料中也有污染也需要处理，土壤不能有残留，周边环境也不能有染污，种子也不能有包衣……孰不知，所谓的有机，通俗地讲就是有生命的东西，而在中国文化看来，所有的农业本身都是有生命。在这个洋概念到来之前，我们的父辈祖辈们从未生产过“无机”农业，谈何“有机”?所以，当今中国人谈有机的高大上，就相当于在新西服上缝上补丁还洋洋得意一样的滑稽可笑。
　　中国文化是整体观，中国农业亦然，绝不会为了单一的产量走极端线路，而是一开始就注重不同作物间的相生相克和休戚与共。中国传统农业绝不会把除了作物之外的所有生命都置之于人的对立面，今天捕杀这个，明天消灭那个。
　　在我家乡小时候农作物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种病，而且这些病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改变粪肥种类，通过作物间的轮作，或者改变不同风向的地块等方式加以预防和控制。父亲不光能根据当年的天气情况，清楚地预见来年不同作物的收成，也能够根据气候特点选择把不同的作物种植到不同的地块来预防病虫。他可以睡在炕上根据半夜的风声，准确判断第二天的是刮风下雨，并提前预备是收麦还是种豆……如果用现代的学科来划分，父亲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土壤专家、育种专家、病虫防治专家、肥料专家、气象专家、养殖专家等等的总和，但父亲这样用他全部生命传承人类最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在当今中国种地是没有发言权也不受尊重的。而相反，即使你从来没有下过地，只吃过猪肉而没有见过猪跑，只要你抓住了“农业的机会”跑到农村里圈上几百亩地，就可以煞有介事地培训起农民，指导他肥应该如何施，猪应该如何喂，滔滔不绝地讲有机农业应该如何生产。
　　中国的农民，像父亲那样视土地为生命的老一辈农民已经渐渐老去。新一代农民，要么已深知靠种地养活不了自己，而选择当了农民工;要么虽然继续种地，但由于并没有继承和掌握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只能沦落为“现代农业”指挥下的“产业工人”。中国农业已进入由外行指挥内行，屁股领导脑袋的末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