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政府在制定食品安全领域的国标时，不仅仅需要完成内部的协调统一，以避免出现政策上的漏洞，还需要引入公民的参与，实现制定标准的主体更加多元。

　　近十年来，食品安全领域所暴露的种种令人瞠目的乱象，以及政府在监管层面的无所作为，都与经济上的极速发展和国力上的蒸蒸日上互为镜像，从而共同绘制了中国社会在进入本世纪后，所呈现出的极端复杂和吊诡图景。而令人惊讶的是，不断爆出的食品安全丑闻，并非止于国内小作坊的出产物，也同样涉及了不少国际知名品牌。此番媒体报道的“立顿农药门”，牵扯到的正是全球第一大茶叶品牌――立顿。

　　从企业的视角出发，此次立顿茶包被曝光含有13种农药残留，进而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应该让自己意识到的是，即使你能够钻国标打架的空子，但并不能确保企业产品能够顺利获取消费者的安全信任。换言之，作为企业，原本只需要应付的安全监测方只是政府监管机构，因此，只要能够在政府设置的安全监测体系中获得通过，那么消费者的信任也就自动生成了。但现在，一个全球层面的社会组织对此原有的监管模式提出了异议，且因为这样的社会组织同样具备负责监测的科学力量，这就需要企业意识到，随着监管方的多元化，必须加诸更多一层的安全考虑。

　　企业的忧虑折射在政府监管机构身上，呈现的则是一种尴尬的情形。此次“立顿农药门”事件，在经过了媒体曝光之后，被挖掘出来的问题不仅有农业、卫生两部门标准自相矛盾的丑闻，同时也包括了卫生部标准大大低于欧盟(以农药灭多威为例，卫生部最大残留限量为3m g/kg，而欧盟最大残留限量规定仅为0.1mg/kg)这一点。前者部门标准打架，显示的是国内监测体系存有漏洞这一事实，而后者有关国标本身的争议，则提醒了行政监管方，有必要重新打量此前的国标制定过程。

　　一般意义上，现代社会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会呈现出五方面的力量，即政府、企业(行业)、媒体、NGO和消费者。在全球化汹涌澎湃的今天，监管的区域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尤其对于NGO和消费者而言，在监督时，国家设置的行政边界正在丧失其意义。否则，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何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NGO组织，在向一家企业发难之后，竟然可以酿成一宗重要的食品安全事件，从而引发了千百万消费者的关注甚至直接介入。

　　事实上，被称为信息社会的今天，人人都因为技术进步而被赋权，使之可以毫无阻力地介入到舆论的制造中去，并通过舆论的力量向企业和背负监管责任的政府施压，这种监管权的日益分散，正在摧毁一些旧权威和塑造一些新的权威。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当N G O的力量会同瞬间大举介入的消费者，形成不乏科学、专业的挑战时，这样的行为既在威胁传统的政府监管的权威，也在塑造根植于社会的监督权威。

　　当然，必须要承认的是，与聚集了大量专家力量和监管组织的政府监管方相比，NGO和广大消费者很难形成一整套监测体系的能力，也就是说，后者更擅长质疑和批评，但不能代行全部的监管之职。因此，如果以此次立顿农药门事件为切入点进行观察，留给政府监管方的命题是，在接下来的国标制定过程中，必须接受来自社会层面的挑战者的意见。

　　用更为通俗的话来说，政府在制定食品安全领域的国标时，不仅仅需要完成内部的协调统一，以避免出现政策上的漏洞，还需要引入公民的参与，实现制定标准的主体更加多元。需要解释的是，这里的公民不仅仅是本国的消费者，还包括日已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中的积极公民与社会组织，只有把这部分公民的意见纳入到国标的制定过程，目前的挑战者才能变为协商者、合作者。毕竟，无论政府、社会组织、消费者、媒体甚至企业，最终的目的都在于营造一个更为安全的食品供应链，而只有将各种监管力量更好地汇聚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各种食品安全方面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