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中，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拆农村、建新城，才能根本解决城乡接合部问题，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指出，这部分“天量”流动人口，并不会因为城乡接合部的改造和城中村的拆除而离开城市，只是从一个地区又被挪到了另一个地区，始终生存在城市边缘，最终造成“城市烂边”的扩散效应。

　　打破“不完全城市化”束缚

　　记者采访部分城市管理学专家、人口学专家认为，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完全”、非正规的特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城镇化的难点，必须打破“不完全城市化”束缚，实现流动人口有条件、有秩序、低成本向城市转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指出，我国大量农村人口迁向城市，并常住城市就业、生活，但他们无法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政治权益等方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在工作上也同工不同酬，由此形成的“不完全城市化”状况，极有可能使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演变成“城市内部二元结构”。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等专家建议，应稳妥有序地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分期分批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流动人口进城定居落户问题，特别是允许携家眷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外来人口办理城镇落户手续。同时，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待遇市民化，使其在就业、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和具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平等的待遇。

　　地处长三角核心区的浙江省嘉兴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个拥有180万流动人口的城市，从2007年开始实行新居民居住证制度，流动人口根据在本地工作时间长短、技能高低、贡献程度，申领不同的居住证，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专门成立了新居民事务局，作为市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负责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子女教育、就学、文化、居住和维权等一系列服务，受到流动人口的欢迎，城市也没有因此而引发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