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60年，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国没有依靠对外扩张和掠夺实现原始积累，而是依靠国内自我积累为推行市场经济和快速发展完成了所需要的原始积累。
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农民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贡献，理应在共和国发展史上永远铭记。

在回顾新中国60年成就时，人们最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的13亿人的温饱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全国农民在60年间，以实际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土地剪刀差为载体，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原始积累，解决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原动力问题，更值得回顾和总结。有专家认为，如果把计划经济重新定义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比，我们在实质上并没有超阶段，而是在弥补早已落后的阶段。1949年我国工业起点较低，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产值的10%。计划经济的30年把我国工农业比重调整到5∶5，建立了独立的国防与重工业体系。中国在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的时候，采取集体主义道德模式，保持30%的积累率，所形成的综合国力是不能用人均指标和GDP衡量的。如果考虑到中国没有对外掠夺，而是依靠内部积累在实现工业化，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在道德上远远超越了西方殖民主义，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消费和个人自由的牺牲，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新中国的60年间，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迁始终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实现的。让我们铭记中国农民的贡献：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国家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建立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期间尽管有种种波澜曲折，但除3年困难时期外，农业生产总体上保持稳定，各类农产品产量有小幅增长，农民收入也不断增加。为了尽快建立国家工业体系，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长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特别是针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和农民那里获取了巨额的积累。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这种发展方式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积累，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而与此同时，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发展中的短板，城乡差距、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有专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是“前30年靠农产品剪刀差，后30年靠土地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在推动城市发展中实行了“土地剪刀差”的做法，农村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集体并不能买卖，只能由政府“征地”，而且由政府定价。政府征用、征购土地之后，再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了巨额“剪刀差”，投入到城市建设等方面。企业再在以后的出让、转租、开发等经营行为中赚取巨额利益，产生大量的富豪。城市居民通过购买房地产，改善自己的生活、工作条件，有的还随着土地的升值，获得了财富的增长。实际上，地方政府和企业，乃至购买房地产的城市居民，正是利用这一“剪刀差”制度，分享了农民土地的商业价值。这一套路，被一些地方政府称之为“经营城市”。在很多土地创富效应巨大的沿海发达城市，城市化已经相当成熟，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到了可以考虑逐步放弃“土地剪刀差”，让利于农村和农民，使农村和农民的利益获得长足增长的时候了。政府退出土地市场“运动员”的角色，承担市场监管的“裁判员”角色，严格规划控制，保护耕地，或许能更好地推进从根本上完成城乡的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从广袤的农村源源不断地流动出了大批最年轻、最富活力的打工者，形成新兴的农民工大军，为各类企业的原始积累贡献了力量，是“中国制造”的基石。农民工进城在建设城市、繁荣城市经济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城乡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丰富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为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城镇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民工这一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在人数上已超过传统工人人数，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没有城市户口的民工已占城市第二产业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2.3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5.7万亿元。农民工的转移就业也促使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从改革开放之初的4∶4∶2，变为当前的2∶5∶3。随处可见的民工们用辛劳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他们是共和国建设发展的脊梁。目前，农民工转换身份是历史趋势。美国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2%，日本4%，中国在工业化完成后农业人口比例也许不超过10%。即便按照日本农业小农场的模式，中国18亿亩耕地也只需要1亿农业工人。让农民工在城市里更好地留下来，并获得应有的权益，已经成为应该尽快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围绕给予农民工最基本的国民待遇这一点来设计政策，是目前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