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２０２０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决定》提出了五个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其中首条就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陈锡文说，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管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如何下降（３０年来中国农业的产值份额从２７．９％下降到目前的１１．８％），但农业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不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吃饭问题始终是大事，任何时候都马虎不得。

　　另一个重大原则是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说，３０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做得好，什么时候农民积极性就高；什么时候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发挥得好，什么时候农村发展活力就强。现在和将来都必须牢记这一条。例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由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生产成本过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年产量一度跌到８６１３亿斤。而２００４年开始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农民得到直接好处，两年间粮食增产１０００多亿斤。

　　这五个重大原则，既是农村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新时期农村工作改革方向的深刻把握，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切实遵循。

　　“三个最”的描述：突出加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紧迫性

　　《决定》用“三个最”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必要性和紧迫性作出精辟概括：“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这警示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脑，毫不松懈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着力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

　　尹成杰说，《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我国城乡差距仍在持续拉大，目前已超过３．３：１，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决定》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上作出的一系列新部署，亮点很多。一方面，强调推进户籍改革，首次明确提出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逐步实现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尽快制订和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等。另一方面，强调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明确提出推进“省直管县”的体制改革，依法赋予经济实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形成“城镇化和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马晓河说，《决定》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立足“放活”，突出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力促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其意义十分深远。可以预见，随着《决定》中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矛盾将会逐步得到扭转，城乡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一定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