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社保在全国范围形成有序的跨区、跨省转续成为制度性难题。

    尽管上述发改委课题报告提交的解决方案看，是在“不动现有财政、社保体制”前提下，提出了具有操作性政策建议。但亦有专家提醒，复杂的现实情况，要使政策建议发挥作用，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体制改革。

    “目前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地区比较少。”社保研究领域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对本报记者分析，尽管有关部门宣布已有17个省实现了“省级统筹”，但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比如没有实现省级统一对社保金“统收统支”，“最多是建立了省调剂基金，还是以市县为单位进行统筹的。”

而发改委课题组“分段计算”的方案是以实现省统筹为前提条件。

    同时，郑秉文表示，中国社保制度和国情与欧盟不一样，欧盟经验的适用性还面临中国复杂的社保体系考验。

    如欧洲没有账户资金，而中国的账户资金投资制度不统一，收益率不一致，各地账户比例也不一致，做实没做实的差异性很大(有的做实了，有的没做实)。所以，地区间转移也很困难。

    “解决社保问题，出路在于进行彻底的体制重建和改革。”曾工作于国家体改办的社保专家、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高书生对记者分析。

    目前我国各种社保制度是应对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设定的，通常是为了解决一个改革问题如国企改制、农民工等设立一套社保制度，未能从全盘意义上考虑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保体系。

    “旧制度要关上大门，尚未覆盖的人群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高书生建议，并称关入旧体系的人也要给他们选择新制度的权力，如事业单位改革时面临的社保制度选择问题。

    “中国社保制度建立，要避免再碎片化下去。”郑秉文指出，从欧洲社保接续的经验教训看，中国未来的制度走向应该是建立大一统的社保制度。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王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