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许多农民外出务工进入城镇，大量农房闲置，一边是许多市民希望重返田园，体味“采菊东篱下”的恬静生活，两种现实需求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相结合，孵化出“共享农房”的新理念。

    “共享农房”的出现，激活了“沉睡”的资源，推动农村空闲房屋开发利用，又带动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创新创业，为城乡融合、振兴乡村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农房共享过程中如何让农民持续受益，也是许多农民朋友关心的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丰富试点内容，抓紧制定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农村宅基地使用条例。今年两会上，记者就此专访了部分代表委员，听听他们怎么说。

    本报记者胡然然李竟涵

    你听说过“共享农房”吗？

    自从共享单车红极一时后，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共享办公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共享经济的风潮又刮到了农村，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借力企业平台的专业运营，大量的闲置农房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成为连通城乡的桥梁，为农民带来经济红利，让乡村焕发了新的生机。

    “共享农房”的探索只是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宅基地改革的一个缩影。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较强针对性、前瞻性的硬任务：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改革试点，丰富试点内容，完善制度设计……改革如何顺应当前农业农村的新变化，怎样满足农民群众现实的利益诉求，如何服务于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今年两会期间，“共享农房”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词”之一。

    基层创造：尊重农民意愿

    湖南省长沙县开慧镇锡福村村民彭正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家脏兮兮、闹哄哄的猪舍可以带来这么大的收益。2016年，彭正祥投入11万元将闲置房和废弃猪舍打造成精美的客房，与企业合作开展民宿服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挣了两万多元。“过去我10间房里有7间闲着，现在想想真是太浪费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大量农房、宅基地因此闲置。与此同时，由于资源紧张，也有部分农民在本村无房可住、无地可建。

    “我们村建设用地紧张，申请宅基地迟迟批不下来，这下终于不用在外面租房了。”今年1月，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里兆村村民吴建东顺利中标福田街道西张村的1.5间（54平方米）宅基地，说起此事他难掩喜悦之情。

    “按照国家现行的土地制度，村民建房的宅基地只能在本村申请安置，除了易地扶贫搬迁等特殊情形外没有跨村安置的途径。这就导致了农村宅基地利用的供需错配，一边是一些村庄土地资源闲置浪费，另一边是一些村民因为村内无地建房，只能在外租房。”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陈爱莲说。

    陈爱莲认为，义乌进行的农村宅基地竞拍既符合当地实际，也顺应了农民的需求。“由于需求客观存在，但没有合法渠道，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地下交易’的现象时有发生，引发了不少民间纠纷。”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矛盾是，农村宅基地如果一直“沉睡”，“农村与城市在人力、物力上难以实现双向流动，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建设，也阻碍了农民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给出这样一组数字：全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在19万平方公里左右，其中超过70%的是宅基地。改革开放40年来，2.8亿农民工进城，宅基地出现了大量闲置。有关数据显示，农村目前有3000多万亩宅基地是闲置的，这已经超出了城市已有住宅用地面积的总和，“大量农房和宅基地被闲置，为什么不能够有效地利用起来？”

    农房能否发挥更多的价值？农民也有自己的想法。义乌市农商行曾经做过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希望农房能用于抵押贷款，三成农户有农房抵押需求。

    “推进宅基地改革，很多人担心农民利益受损。但关键问题是，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包括抵押、出租和转让，到底是保护还是伤害农民利益，要由农民说了算，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座谈会上说的，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蔡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