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经常会与种植大户交流，这几年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包地很难，快干不下去了。”土地流转本是降低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提高中国粮食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极大提高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的举措，如今到了地方上进展却缓慢难行，这让笔者不禁思考：土地流转真的“流”不动了吗？

甲方：土地流转遇瓶颈

笔者在对种植户和经销商的采访中也总结出几个土地流转中出现的问题。一是大量劳动力依附相对较少的土地，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在中国南方，人均耕地面积往往不到一亩，而且还极为分散，北方的农民人均耕地面积相对大些，但多数种植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在粮价低迷的当前，谁也不会多花上几百元再去增加成本。二是地块零碎，影响先进农业机械、技术的普及与提高。中国农村很多地区田间作业只能继续停留在人畜劳作和简单的机械生产层次上，维持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而其它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程度都很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也很高。三是专业化程度低。不仅农业的专业化程度低，而且使农村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绝大多数都成为以单户经营为主、分散的农户兼业行为，不能产生分工合作的集体效益，进入市场的主要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或只经过了初级加工的低价位农产品。其结果是：产品附加值低，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就差，卖不上价对农民的打击是巨大的。四是种植主体的变化。也许在20年前，还可以看到老父亲带着妻子、儿子、儿媳在田间耕作的景象，但在目前的农村，极少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了。多数正值壮年的劳动力都选择进城务工，家里的土地大都由60多岁的老父、老母在管。受思想和体力的限制，土地流转对这些种植者来说，都是很难的。所有这些，造成中国农村每个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受到限制，农民生产的产品数量少、创造的价值就少，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益低，收入就难以提高，积极性也就消失殆尽。

乙方：收益拉动积极性

是不是所有的土地流转都不成功呢？

也不尽然。关键在于有没有突破这些瓶颈的能力和决心。在这里，笔者想用一个例子说明。安徽省利辛县有一个合作社，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提供统一的种苗、统一的农资、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规程，最终形成统一品牌进行销售。农户只负责种植，收钱。目前，这家合作社的社员有1000多户，面积6000多亩，所有成员的收入均高出当地平均收入的20%以上。从这个例子可以认识到，效益带动积极性，这是不变的真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就不一一列举。

笔者认为，土地流转的瓶颈在于如何降低种植成本。如果规模化种植带来的效益和高附加值农产品带来的收益能够完全覆盖这部分成本的话，不愁农民不跟着你干。当然，搞好土地流转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需要试点的广泛带动。包地的农民该拿的补贴能够拿到手，将自己的土地租赁出去的农民能够得到合理的安置，中国的土地流转才能真正有效的开展。  （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