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5期的《开放时代》杂志做了一期“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专题。该专题下的七篇文章(包括严海蓉的《“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专题导言》)，其中两篇是所谓“小农经济派”的贺雪峰、黄宗智对其早就已经形成的观点的再表达(小农经济派是贺雪峰对自己观点的一个称谓，而黄宗智并没有对自己做这样的定位。这里将黄宗智也归于“小农经济派”，只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其余五篇则是对“小农经济派”观点的商榷。两派争论的核心是小农经济是否存在功能和价值上的合理性以及当前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程度。类似的争论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就在欧洲出现，并且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下半叶。

　　一、关于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孰优孰劣的争论的历史

　　在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就曾提出过马克思的理论不适用于农业领域的观点，认为小农经济具有独有的经济规律，并不存在大生产排斥小生产的现象。考茨基对这个观点予以了反驳，最终形成《土地问题》一书。同时，在俄国则发生着列宁与恰亚诺夫的争论，后者否定了家庭农场必然被资本主义雇佣农村取代的趋势，而列宁则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列宁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然而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恰亚诺夫的观点广为流传，甚至为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而在肯定家庭农场的阵营中，也形成了所谓实体主义学派(主要继承恰亚诺夫的观点，其中代表有《大转型》的作者卡尔·波兰尼)、理性农民学派(舒尔茨)等诸多观点的彼此分歧。上世纪70年代围绕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出现了所谓“布伦纳争论”，争论的核心仍然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与小农经济这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详见下文)与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孰优孰劣的问题。

　　旷日持久的争论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仅从统计资料看，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既存在过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排斥小农经济的时期，同时也存在过小规模土地经营复兴的时期。而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看，家庭经营则是主流。事实上，考茨基与列宁在当初的争论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在农业领域大生产排斥小生产的趋势不像工业领域那般迅速、猛烈。

　　二、对几个概念的澄清

　　要理解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历史，就有需要对一些概念做必要的澄清，主要是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雇佣农场这三者的关系。首先，小农经济一定是家庭经营，而家庭经营则不一定是小农经济。家庭所能经营的规模与生产技术以及人地关系高度相关。1970年，美国平均每个男劳动力耕种的面积是165公顷，英格兰为34公顷，丹麦为16公顷；而同一时间的日本和印度只有2公顷，中国更是只有0.7公顷。美国的农业家庭经营是高度资本密集与产业化的家庭经营，绝不是小农经济，而更接近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经营。在欧美等国家中，家庭农场(或者合作社)事实上彼此存在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农场数量的日益减少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次，美国家庭农场更接近资本主义经营本身也表明，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并不一定采取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形式，资本主义农业不等于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严海蓉对“小农经济派”的其中一个批评是深刻的，她说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体系，即使是像中国户均10亩的小农经济，事实上很大程度也隶属于商业资本，受中间商剥削。

　　三、如何认识中国的“小农经济派”

　　黄宗智所主张的是被他称作“小而精”的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的道路，而东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的典型是二战后日本所采取的“国家主导+农民自主”的合作化道路。黄宗智基本上继承了恰亚诺夫的理论，认为小农经济因为可以充分利用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因而在生产效率(主要指土地单位产出以及报酬)上要优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化农场。以这个理论以及一系列经验分析为基础，他主张中国的小农经济应该通过合作社实现产供销的纵向一体化，来实现与市场的对接，而反对横向的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进行资本主义式经营。

　　贺雪峰倡导“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模式。他对小农经济的经营优势强调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从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为小农经济的合理性辩护。贺雪峰完全承认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他并不把维持小农经济看作是提高农民收入、甚至促进农村繁荣的手段，他想维护的只是一个底线，保证中国在城市化及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