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来的赶超梦想就是实现现代化，中国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以“农业合作化”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重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工业现代化是主导，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源动力，国防现代化是保障”，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再次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农业现代化既是中国整体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保障整体现代化的基础。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化语境中，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器化”，其中重点是农业生产环节的现代化，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增产增收。

　　进入21世纪，中央重提农业现代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如何解决小农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当前农业现代化的主流认识更多强调小农经营的局限性，倾向通过龙头企业＋农户的形式，由农业龙头企业带领小农户提高生产能力和应对市场的能力。在现代化的表述上就是强调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实践证明，中国两亿多户小农规模极小，公司＋农户的实践在全国教训众多，成功很少。2010年，中央开始提出“三化同步”的战略，即“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农民大规模进城的同时，试图通过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基础，发展现代农业，致富农民，建设村。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的“强富美”目标。农业现代化因此变成了高标准要求、全方位推进的工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布十多个涉农一号文件，对三农各个层面的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一号文件是有政策含金量的，且其中很多工作部署是要求国家财政支持的。现在国家每年的支农财政资金超过万亿元。高含金量的涉农政策极大地改变和改造了中国三农的现状，也有力地推进了农业现代化。不过，在农业现代化这一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口号下面，当前的三农政策也似乎存在若干不明确之处，农村政策的含金量中，有不少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甚至使用地方不对。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对农业现代化本身的分析，缺少对三农问题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清理。之所以中央连续十多年下发涉农一号文件，以及中央每年向农村转移上万亿元财政资金，是因为三农中存在若干短板，这些短板仅靠市场和社会无法解决，而必须要有国家的支持。国家支持三农是要解决底线问题，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要让农村“强富美”。指望靠扶持政策和支农财政资金来实现“强富美”的农业现代化是十分困难的。

　　在一般认识中，农业现代化往往被现代农业所替代，被用最先进技术装备的规模化的美国式大农场农业图景所取代。在地方政府的实践中，普遍出现了堆大户发展规模经营农业的情况。农业现代化等于“高大上”，越现代、越先进就越好。甚至有地方政府提出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忽视了农业现代化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关系，也忽视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的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为什么中央要连续十多年发布涉农一号文件和每年转移上万亿元支农财政资金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讨论农业现代化的目的、重点，讨论农业现代化在当前中国国情下是要达到什么目标及要以什么为重点。总体就是“为谁的农业现代化”。

　　一、农业现代化与国情

　　农业现代化显然不可能是抽象和绝对的，而只可能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讨论。中国农业现代化则要在中国国情下讨论。与中国农业现代化相联系的中国国情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业现代化的环境条件，二是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基础。以下分别讨论。

　　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中期阶段，人均GDP已达75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处在所谓“中等收入阶段”。从20世纪以来一百多年全球近两百个经济体的发展实践来看，中等收入阶段是比较危险的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乏力，而社会利益结构刚性化，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加，社会结构的弹性降低。随着利益结构的日益刚性化，社会冲突增加，工资不断上涨，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最终是越来越高的利益诉求与增长乏力的经济形成对撞，社会冲突乃至政治冲突频发，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经济成长，从而导致“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