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当前的状况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制造”天下无敌，成为“世界工厂”，在接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很短时间内即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增长到现在阶段，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提高，凭借“人口红利”来获得比较优势的“中国制造”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压力。未来二十年，若中国可以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成功升级，由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中国就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若中国长期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其后果可能是，越来越高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制造”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创造”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从而出现产业空心化，中国就可能因此而出现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治动荡。

　　因此，未来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其中核心是能否在继续保持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将中国产业由目前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上升级到中高端位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显然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这种转变就是要由国际产业分工金字塔的低端向中高端跃进，这样一种跃进甚至会根本性地改变国际产业乃至现存世界体系的结构，显然会风险巨大，困难多多。

　　要实现这样一种由世界体系边缘向中心或半中心地带的跃进，国家必须既要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获取经济剩余；同时又要将中国制造所获取的经济剩余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创造”，实现“中国创造”的稳定扩张。这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是充满机会也充满风险的阶段。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进的过程中，整个中国社会必须保持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没有基本的政治条件，这样的跃升是不可能完成的。

　　相对来讲，农业现代化更多只是中国国内市场的部分，是中国现代化中较为次要的矛盾。或者说，农业现代化应该要为中国现代化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提供基本条件。唯有中国创造成功了，中国农业的高度全面的现代化才最终能够实现。

　　从中国农业的内在国情来看，中国现在还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未能在城市安居，他们进城失败还可能返回农村。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农村已经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的模式。

　　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正好务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二十年，中国不能完成产业升级的情况下，城市难以为进城农民提供足够多的高收入的稳定就业机会，进城农民也就很难真正在城市体面安居，被城市淘汰下来的年龄比较大的农民返乡务农，就可以有农业就业和收入，就可以将退养与务农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农村将保留数以亿计的需要依托农业的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然会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

　　当前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即按户承包，农村人口每户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形成了当前中国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体制。小农经营当前面临的极大困难是难以与社会化大生产对接。

　　如果小农户能够较好地对接社会化大生产，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的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就可以从农业中获得就业与收入，从而可以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来最大化农民家庭收入，并因此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压力。过去三十年，中国之所以保持了快速发展中的稳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农民可以同时获得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小结一下，未来二十年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若未来二十年中国可以保持稳定，由中国制造跃升到中国创造，中国将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由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进入到中心国家行列。这个时候，中国就有条件建设更高程度的农业现代化。而在现阶段，中国农业现代化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为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手段。只有在这样一种语境下理解中国农业现代化，才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农政策，安排支农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