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考察时，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双河村第1年的生态水稻种植并没有大幅减产，秋收测产显示，生态种植的杂交稻平均亩量约450公斤／亩，比使用化肥农药的情况每亩仅减产10%（约50公斤左右）。到第3年，生态种植的杂交稻（农民不可以自留种）单产提高到520～530公斤／亩，常规稻（农民可以自留种，但产量稍低）的平均产量也有450公斤／亩（2015年秋收，该村部分试种并提前收割的常规稻单产高达682.1公斤／亩）。这显示，绿色生态种植已经不输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的单产水平。

　　由此可见，部长先生关于传统农业“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的见解是何其之谬。

　　4、“绿起来”的农业是“伪绿色农业”

　　部长先生说，“现在我们所追求的绿色农业，本质上是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现代投入品为基础的集约农业”。这里作为“基础”的“现代投入品”不外乎就是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抗生素、农膜和转基因的代名词。因为，离开这些有毒有害玩意儿，“现代集约农业”就玩不转了。

　　例如，“现代集约农业”在种植业主要表现为“规模化种植”和“大棚种植”。对于前者，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必不可少，对于后者还必须加上激素和农膜两个要素。除此之外，在其它非集约的“现代农业”中，上述五大生产要素也已经渗透全国，甚至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农民都已经在使用除草剂。

　　近两年，笔者给受训官员、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讲课，问他们说，“有人主张全部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你认为这可能吗？”在所有的培训班上，所有人（其中就有一线的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由此可见，“现代农业”的“四大害”已经深入中国农业的“骨髓”。

　　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这“四大害”污染再加上“现代养殖业”的激素和抗生素污染（加在一起构成后文所说的“五大害”，包括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严峻的局面：“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数量比城市或工业点源污染更加庞大，一些地方的农业源污染物指标甚至超过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染之和”。

　　这种局面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在笔者所在城市，原来用作居民饮用水源的河流虽然没有遭受城市和工业污染，但却因为农业和乡村的“面源污染”（主要是“五大害”漫山遍野的污染），沦为实质上的Ⅳ类水而不能饮用。地方官员只好另找水源，并将水源地附近村民悉数迁移。

　　在养殖业方面，“现代集约农业”生产的激素鸡鸭1个月左右上市，激素生猪3、4个月出栏，而14亿张嘴已经离不开这些“激素＋抗生素”喂养的家禽家畜。虽然许多农民留给自家食用的家禽家畜都拒绝激素饲料，并喂养1年以上才宰杀上餐桌，但如果全国都采用这样的生态养殖，那全国的肉类供求立即崩盘，绝大多数人口将无肉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