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研中心农经部”部长在顶级官媒发表署名文章，阐述“让农业绿起来”的高见，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如下：

　　“近年来关于绿色农业存在不少认识误区，有些甚至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例如，只要提到化肥、农药、饲料和添加剂，不少人就会心生反感；只要提到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少人就会想到发展有机农业、纯天然农业。在一些舆论宣传、广告推介中，往往把质量安全等同于不用化肥、农药，不喂饲料、添加剂。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提出让农业绿起来、实现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新目标，一定要防止走极端，防止一味抵制和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在农业中的应用。让农业绿起来，绝不是要退回到工业文明之前的传统农业。那时的农业当然是绿色、有机的，但靠那种农业怎么可能养活得了今天这么多人口？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种植业，不喂饲料和添加剂的养殖业可以少量存在，但难以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对我国几千年农业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在使用人力和畜力、耕地不休耕和轮作、靠人畜粪肥维持地力的条件下，要实现氮这一主要营养元素的平衡，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这与现代农业能够达到的亩产400公斤相去甚远。”

　　上面这段文字包含着几个耐人寻味的观点及其错误，容笔者一一道来。

　　1、基本国情判断尚客观

　　部长先生说，“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种植业，不喂饲料和添加剂的养殖业”养不活中国近14亿人口。这个判断是客观的。笔者在《人口困局》第3章详述了人口恶性膨胀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和食品品质恶化的严重后果：

　　“问题很清楚，为了解决13.4亿人口‘吃饱’的问题，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化肥去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农药‘虫口夺食’，大量使用动植物激素缩短动植物生长周期，以增加产出批次，大量使用抗生素以尽可能提高畜禽鱼虾的养殖密度，同时，也大量使用农膜掠夺土地肥力，提高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动用其它一切科技手段尽可能地增加食物供给，尽管一些‘高科技’手段的安全性不明，比如转基因食品技术”；“这一切都无法顾及食品污染和环境污染，并且也只能眼睁睁地任由这些污染恶性循环，累积恶化”。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把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这五个‘食物减产效应’叠加在一起，即在全国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生态食品种植养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那么，我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

　　笔者之所以首先肯定部长先生的上述判断，是因为，这个判断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如果无视这个基本国情，就会严重误判中国的未来。

　　2、误判公众绿色生态环保意识苏醒的历史性意义

　　30多年来，因为人口总量巨大，我们只能用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和转基因食品“喂饱”国人，并因此而“喂大”了一代青年及其他们的子女，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让老中青几代国人都失去了警觉。然而，近些年，随着一系列恶性食品事故的曝光，随着国人被一系列莫名其妙的疾病缠身，随着一个个年轻生命因猝不及防的癌症嘎然而止，人们的绿色生态环保意识终于开始苏醒。这最初被环保先驱者追求的“一缕阳光”很快就唤醒了公众。人们开始追求绿色、生态、环保，开始视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为毒物，并且正如部长先生所说的那样，人们开始推崇“有机农业、纯天然农业”，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很遗憾，部长先生将这一重大进步定义为“关于绿色农业的认识误区”。

　　3、低级的常识性错误

　　部长先生之所以把绿色农业看成“认识误区”，缘于他的一个非常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他蓄意伪造数据说，“对我国几千年农业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在使用人力和畜力、耕地不休耕和轮作、靠人畜粪肥维持地力的条件下，要实现氮这一主要营养元素的平衡，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这与现代农业能够达到的亩产400公斤相去甚远”。

　　天然农业、传统农业的“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笔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与1958年主流媒体把粮食亩产“吹”成几万、十几万斤刚好相反，但性质却同样恶劣，这就是，凭借话语权高度，用明显违背常识的数据误导公众、误导知识界、学术界，误导管理层和决策层。

　　作为研究者、学者，尤其是官方高级研究机构的学者，本不应该出现如此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但错误真实存在，笔者只能推测，部长先生要不就是学术无能无德（高高在上，既没有认真研究历史资料，又缺乏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的经历），要不就是学术堕落。若这篇“奇文”被当过知青、种过地的中央领导看见，少不了严厉斥责，一顿臭骂。因为这也太离谱。

　　首先，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的基础就是天然农业、传统农业，其特点正是“使用人力和畜力、靠人畜粪肥和绿肥维持地力”，若真是“粮食亩产100公斤”，那怎么能够发展成为数亿人口的大国；1950—1980年，我国很少使用化肥、农药，若真是“粮食亩产100公斤”，那还不饿死大多数国人？

　　其次，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完全不支持“粮食亩产100公斤”的结论。

　　195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的确仅有88.1公斤／亩，但那是“全国平均”，即用全国粮食总产量与全国播种面积计算的平均值，而全国播种面积包括大量广种薄收的贫瘠土地。在一般农业区，若用“夏粮＋秋粮”、“早稻＋秋粮”计算全国年均粮食产量，则分别为148.1、235.9公斤／亩。而真正粮食主产区的年均粮食产量则远高于这个平均水平。（一般地说，夏粮主要包括小麦、早稻，秋粮主要包括玉米、大豆、一季稻、中稻和晚稻，但不同地区的组合不同。）

　　到1970年，全国范围内仍然基本满足“人力和畜力、耕地不休耕和轮作、靠人畜粪肥和绿肥维持地力”的条件，与1952相比最大的改进就是，许多地方兴修水利地改田，该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为134.1公斤／亩，而由“夏粮＋秋粮”、“早稻＋秋粮”计算的全国平均粮食产量分别为218.2、384.5公斤／亩。

　　第三，在那些自然条件特别优越的地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单位面积产量远高于一般粮食主产区。比如，1983年全国农村全面实行“承包制”的当年，笔者的顶头上司（水电厂书记）回家收稻谷，应我的要求，他专门划了1亩田测算产量，结果是当场过秤超过1500公斤（湿谷），折算成黄谷（干谷）1200公斤／亩。1970年代，当地小麦亩产在400～500公斤／亩，而年均粮食亩产一般都能够达到甚至超过1500公斤／亩（当地小春种小麦，大春种水稻）。1980年前后，当地已经开始使用“土化肥”工业氨水增加氮营养，但农药用量极少。笔者在当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并经常深入农村。当地人均土地仅有几分地，要在这么少的土地上养活一大家人，农民只能将精耕细作做到极至，再加上气候条件优越，所以单产在全国“拔尖”。据说，陈永贵当副总理时，不相信当地小麦产量过千斤，曾派人私访，并最终确认。

　　第四，因为3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20年）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耕地已经普遍被“毒化”。尽管如此，若果断摒弃蒋高明所说的“六大害”（即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农膜和转基因），耕地也会逐渐“脱毒”并恢复活力，回归绿色、生态。

　　2006年7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研究员，在完成了一系列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的理论论证以后，去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村租下了40亩全村最差的耕地，取名“弘毅生态农场”，开始了他的生态农业试验。他带领一批研究生，经过5年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摒弃“六大害”以后的耕地，通过一系列生态技术措施越种越肥；弘毅生态农场单季产量小麦480.5公斤／亩，玉米547.9公斤／亩，年单位粮食产量达到1吨／亩，这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耕种的单产水平相当。

　　2014年初，笔者与回国考察的熊航博士结伴考察四川农村，发现简阳的双河村已经实现了全面生态种植，包括水稻全部生态种植和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生态种植。该村从2010年开始，在镇农技干部和村干部的带领下，借助省农科院的水稻生态种植技术，从生态水稻种植入手，创造性地革新了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并在全村阶梯式全面推进生态种植。仅仅3年时间，该村的绿色生态种植就覆盖了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包括水稻、油菜、小麦、玉米、红薯、大豆、小杂粮、多种蔬菜和水果等等）和半数以上耕地。目前，该村实行生态种植的耕地全部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其它耕地的农药使用量减少70%以上；绝大多数村民的家禽家畜也完全拒绝激素饲料，其饲养周期都在1年左右，因此，该村农产品已经成为附近地区城镇居民购买绿色生态食品的首选。

　　现场考察时，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双河村第1年的生态水稻种植并没有大幅减产，秋收测产显示，生态种植的杂交稻平均亩量约450公斤／亩，比使用化肥农药的情况每亩仅减产10%（约50公斤左右）。到第3年，生态种植的杂交稻（农民不可以自留种）单产提高到520～530公斤／亩，常规稻（农民可以自留种，但产量稍低）的平均产量也有450公斤／亩（2015年秋收，该村部分试种并提前收割的常规稻单产高达682.1公斤／亩）。这显示，绿色生态种植已经不输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的单产水平。

　　由此可见，部长先生关于传统农业“粮食亩产只能达到100公斤”的见解是何其之谬。

　　4、“绿起来”的农业是“伪绿色农业”

　　部长先生说，“现在我们所追求的绿色农业，本质上是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现代投入品为基础的集约农业”。这里作为“基础”的“现代投入品”不外乎就是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抗生素、农膜和转基因的代名词。因为，离开这些有毒有害玩意儿，“现代集约农业”就玩不转了。

　　例如，“现代集约农业”在种植业主要表现为“规模化种植”和“大棚种植”。对于前者，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必不可少，对于后者还必须加上激素和农膜两个要素。除此之外，在其它非集约的“现代农业”中，上述五大生产要素也已经渗透全国，甚至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农民都已经在使用除草剂。

　　近两年，笔者给受训官员、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讲课，问他们说，“有人主张全部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你认为这可能吗？”在所有的培训班上，所有人（其中就有一线的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可能！”由此可见，“现代农业”的“四大害”已经深入中国农业的“骨髓”。

　　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这“四大害”污染再加上“现代养殖业”的激素和抗生素污染（加在一起构成后文所说的“五大害”，包括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严峻的局面：“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数量比城市或工业点源污染更加庞大，一些地方的农业源污染物指标甚至超过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染之和”。

　　这种局面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在笔者所在城市，原来用作居民饮用水源的河流虽然没有遭受城市和工业污染，但却因为农业和乡村的“面源污染”（主要是“五大害”漫山遍野的污染），沦为实质上的Ⅳ类水而不能饮用。地方官员只好另找水源，并将水源地附近村民悉数迁移。

　　在养殖业方面，“现代集约农业”生产的激素鸡鸭1个月左右上市，激素生猪3、4个月出栏，而14亿张嘴已经离不开这些“激素＋抗生素”喂养的家禽家畜。虽然许多农民留给自家食用的家禽家畜都拒绝激素饲料，并喂养1年以上才宰杀上餐桌，但如果全国都采用这样的生态养殖，那全国的肉类供求立即崩盘，绝大多数人口将无肉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