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者、学者，尤其是官方高级研究机构的学者，本不应该出现如此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但错误真实存在，笔者只能推测，部长先生要不就是学术无能无德（高高在上，既没有认真研究历史资料，又缺乏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的经历），要不就是学术堕落。若这篇“奇文”被当过知青、种过地的中央领导看见，少不了严厉斥责，一顿臭骂。因为这也太离谱。

　　首先，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的基础就是天然农业、传统农业，其特点正是“使用人力和畜力、靠人畜粪肥和绿肥维持地力”，若真是“粮食亩产100公斤”，那怎么能够发展成为数亿人口的大国；1950—1980年，我国很少使用化肥、农药，若真是“粮食亩产100公斤”，那还不饿死大多数国人？

　　其次，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完全不支持“粮食亩产100公斤”的结论。

　　195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的确仅有88.1公斤／亩，但那是“全国平均”，即用全国粮食总产量与全国播种面积计算的平均值，而全国播种面积包括大量广种薄收的贫瘠土地。在一般农业区，若用“夏粮＋秋粮”、“早稻＋秋粮”计算全国年均粮食产量，则分别为148.1、235.9公斤／亩。而真正粮食主产区的年均粮食产量则远高于这个平均水平。（一般地说，夏粮主要包括小麦、早稻，秋粮主要包括玉米、大豆、一季稻、中稻和晚稻，但不同地区的组合不同。）

　　到1970年，全国范围内仍然基本满足“人力和畜力、耕地不休耕和轮作、靠人畜粪肥和绿肥维持地力”的条件，与1952相比最大的改进就是，许多地方兴修水利地改田，该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为134.1公斤／亩，而由“夏粮＋秋粮”、“早稻＋秋粮”计算的全国平均粮食产量分别为218.2、384.5公斤／亩。

　　第三，在那些自然条件特别优越的地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单位面积产量远高于一般粮食主产区。比如，1983年全国农村全面实行“承包制”的当年，笔者的顶头上司（水电厂书记）回家收稻谷，应我的要求，他专门划了1亩田测算产量，结果是当场过秤超过1500公斤（湿谷），折算成黄谷（干谷）1200公斤／亩。1970年代，当地小麦亩产在400～500公斤／亩，而年均粮食亩产一般都能够达到甚至超过1500公斤／亩（当地小春种小麦，大春种水稻）。1980年前后，当地已经开始使用“土化肥”工业氨水增加氮营养，但农药用量极少。笔者在当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并经常深入农村。当地人均土地仅有几分地，要在这么少的土地上养活一大家人，农民只能将精耕细作做到极至，再加上气候条件优越，所以单产在全国“拔尖”。据说，陈永贵当副总理时，不相信当地小麦产量过千斤，曾派人私访，并最终确认。

　　第四，因为3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20年）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耕地已经普遍被“毒化”。尽管如此，若果断摒弃蒋高明所说的“六大害”（即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农膜和转基因），耕地也会逐渐“脱毒”并恢复活力，回归绿色、生态。

　　2006年7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蒋高明研究员，在完成了一系列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的理论论证以后，去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村租下了40亩全村最差的耕地，取名“弘毅生态农场”，开始了他的生态农业试验。他带领一批研究生，经过5年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摒弃“六大害”以后的耕地，通过一系列生态技术措施越种越肥；弘毅生态农场单季产量小麦480.5公斤／亩，玉米547.9公斤／亩，年单位粮食产量达到1吨／亩，这与当地使用化肥农药耕种的单产水平相当。

　　2014年初，笔者与回国考察的熊航博士结伴考察四川农村，发现简阳的双河村已经实现了全面生态种植，包括水稻全部生态种植和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生态种植。该村从2010年开始，在镇农技干部和村干部的带领下，借助省农科院的水稻生态种植技术，从生态水稻种植入手，创造性地革新了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并在全村阶梯式全面推进生态种植。仅仅3年时间，该村的绿色生态种植就覆盖了全村全部农作物品种（包括水稻、油菜、小麦、玉米、红薯、大豆、小杂粮、多种蔬菜和水果等等）和半数以上耕地。目前，该村实行生态种植的耕地全部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激素，其它耕地的农药使用量减少70%以上；绝大多数村民的家禽家畜也完全拒绝激素饲料，其饲养周期都在1年左右，因此，该村农产品已经成为附近地区城镇居民购买绿色生态食品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