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3 2010年，杨希恒的妻子在安义县人民医院做子宫切除手术时被划破尿管，杨希恒要求医院赔偿，承担后续治疗费用并支付精神损失费，医患双方在赔偿金上产生分歧。杨希恒及其亲属多次到县市政府上访未果。后来，杨希恒召集30多人在县政府门口静坐闹访，县信访局局长出面安抚。县里最后的调处意见是：县人民医院承担杨希恒之妻的后续治疗费用，并赔偿3万元，镇政府发放抚慰金4万元。

　　案例4 2012年，石镇某村一个20多岁的男子在钓鱼时不慎掉进水库溺亡。水库地处石镇，但属于县水利局管。死者家属找不到责任方，便抬尸到石镇门口闹访，吃喝拉撒睡全都在镇政府。镇政府说水库不归它管，水库管理方说有明文规定不准钓鱼，死者是违规钓鱼，死者的死与其无关，皆不答应死者家属的赔偿要求。各方僵持一段时间，死者家属威胁要挟尸到县里去闹。后达成协议：水库管理方县水利局赔偿3万元，镇政府支付抚慰金3万元，死者所在村出4万块钱。过后半年，死者父母又数次上访到县里，要求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镇政府不断接访，被闹得不行，给死者父母分别办了城镇低保。

　　案例5 2010年10月，石镇二中学生刘柯兵与同学刘行杏、刘信等人打架斗殴，刘柯兵被刘行杏用水果刀刺穿肺部，抢救无效死亡。刘柯兵的父母和亲戚多次到学校、县信访局闹访，抬着死者的遗像在教学楼前和教室烧纸、燃鞭。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副县长、县教科体局局长、县公安局副局长、镇党委书记等多人在六天五夜的不断调解下，才达成妥协：死者家属获赔45万元，刘行杏的监护人赔偿18万元，刘信的监护人赔偿12万元，石镇二中赔偿13万元，石镇政府支付抚慰金2万元。

　　案例6 2011年，平乡某村杨某的父亲病危，抬去村卫生室就诊，村医认为病情严重，建议其家属尽快转到杨梅镇医院治疗。到镇医院，医生还没来得及问诊，杨某的父亲就去世了。杨某的家属为了从医院得到赔偿，坚称是医院救治不及时导致病人去世，并从村里纠集数十同姓同宗年轻人到医院闹事。医院则认为其没有任何责任，不愿意承担赔偿，并且该医院院长亦针锋相对地从老家纠集数十青壮劳力与杨某一干人等对峙。为了避免发生群体性冲突，杨梅镇政府和平乡政府出面调解，三天未果，双方皆不肯妥协。最后两乡镇政府分别给予杨某6000元共一万二的抚恤费，平乡还给杨某年迈的母亲办了低保，使冲突得以平息。

　　案例7 2011年，何村何某六十多岁，一日放牛吃了何二家的蔬菜，被何二家的老婆骂了一顿，不服气，回家喝药自杀。这个人本身就是疾病缠身，数次跟其他人吵架也扬言要喝药自杀身亡，但都被家人劝住。这次喝药自杀成功之后，村里很快上报镇上，镇党委政府迅速反映，并由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和几位领导下乡处理此事，一连七个昼夜才把事情解决。何某家要求何二家赔偿安葬费和其他费用共十万元。何二家认为何某的牛吃蔬菜，有错在先，自己只不过是说了几句，何某喝药与自己无太大关，更何况何某前面几次都要喝药，喝药是他早已准备好的，因此只愿意出安葬费，其他费用一律不出。两家僵持，镇里和村里一开始做工作虽然没做下来，但控制了局面，何某家子孙没有抬尸闹访。最后在镇政府的协调下，何二家赔偿何某家4万元，镇政府再以抚恤的形式给予何某家3万元，双方签字画押，表示同意处理意见，承诺不会上访上告。

　　笔者在江西安义等地农村调查发现，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在医院治病死了人，或是出了交通事故，都会找政府，非得政府出面给予赔偿，不然就堵政府大门，甚至到更上一级政府群体上访。交通事故现在不能由交警来处理，而须由政法委来处理。现在农村群众闹访已成当地最大问题，只要死人，即使自己打架死了人，他们也要找政府闹。逢死必闹。现在黑社会介入到死人事件，黑社会帮你策划，产业化经营，黑社会包办索要政府赔偿，赔偿分成，二十万，他要五万元。他们上街游行，一天五十元、一包烟。现在是民“欺”官，对法律缺乏敬畏。任何事情都动员老头老太太堵政府大门，看起来可亲可敬的老太太为了每天50元而堵政府大门。

　　二、“政府兜底”的界定

　　（一）“政府兜底”的内涵

　　政府兜底是指，在社会主体之间的冲突中，政府作为第三方干预力量介入其中对社会冲突进行管理，在冲突方未能达成妥协且将不满意归结为政府的调解和将冲突矛头转向政府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尽快控制不断闹大的事态而对冲突一方或各方作为利益等形式的补偿，为冲突进行兜底以使冲突方接受政府供给的政治社会秩序。在社会冲突管理中，政府兜底的性质说到底是“花钱买平安”，通过给予冲突方好处而不是按照法律、政策、原则和先例等做出裁决或者通过说服教育工作化解冲突。按照上述定义和性质判断，政府兜底具有以下鲜明特征：一是政府在社会冲突中是冲突各方的调解者、第三方干预者，非冲突当事人；二是政府兜底是发生在冲突方（可能）把冲突的矛头转向政府且不断把事情闹大之后，也就是说政府兜底的标志是社会冲突（可能）转变为基层的政治事件，政府兜底实质上是为（可能）引火烧身的政治事件埋单；三是政府在权衡冲突管理的机会成本之后，判断只有利益兜底才可能“尽快地”结束争端、恢复社会秩序，其他任何途径都会拖延事态而致使政府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四是政府兜底的方式多是直接输出利益，给好处，而不是遵照原则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