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托管账，唐贵心里很有谱：托管花生每亩350块钱，用的都是好种好药好肥，比自己买便宜，每亩增产200斤，市价每斤2-4块钱，能增收400-800块钱。小麦、花生、玉米两年三茬总的算下来，每亩年均挣个1500多块不成问题。

    郭秀云说，合作社托管的土地，由于是集中采购，单是农资一项，农民就能省五六十块钱。每季作物种植前，合作社都会在村里张贴土地托管服务“套餐”的具体项目和费用，农民与市场价一比，每项都比市价要低，看得明明白白。

    在东尖坨村的田头，记者问到一名未入社的农民时，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价格这么低，能是好东西吗？”事实上，大多数农民最初都产生过这样的疑虑。

    为了打消农民顾虑，合作社在各个村子先进行小规模示范种植，东尖坨村分社负责人刘乃宝说：“第一年先动员亲戚朋友做示范，种了300亩，到今天，村里托管的土地播种面积已经有2000亩。今年的小麦最高亩产达到1240斤，农民看我们种得好，又价廉，这不，还没启动宣传，上门报名的已经成群结队了。”

    “诚信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四年的摸索中，郭秀云深有感触，“一开始以为单纯地在做土地托管，渐渐感觉到，其实是在建立一种诚信体系，一旦没服务好农民，诚信被破坏，合作社就很难维持下去。”

    合作社、分社负责人、农机手等参与各方都有积极性把地种好，为啥？

    ——建立多方共赢的运作机制，整合资源，理顺利益联结链条，实现高效可持续运行，看似松散的架构实则坚固，看似简单的模式实则蕴含草根实践的大智慧

    通过专业诚信的服务，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吸引百姓入社托管。那么，在百信合作社的托管服务背后，有着怎样高效的运行机制？

    在层层的抽丝剥茧之后，记者发现，合作社各个节点的运作环环相扣，最精妙的是，通过运行架构和利益分配制衡机制，合作社把参与各方的利益都捆绑到了耕地上，把所有人的心思都集聚到了种好地上。

    “一年到头，我们都在操心种地，跟种地有关的事。”郭秀云笑着说，“每到播期就天天揪心，看到苗出来了，长得壮了，才能睡个踏实觉。”每年一入秋，郭秀云和爱人、合作社的另一负责人张玉东就带着团队下乡宣讲了，“村部、集市上、村民休闲广场，有农民的地方，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要讲，一个人一天就要跑4个村子。”张玉东说。

    此外，合作社还拥有一支核心队伍——分社负责人。以村为单位，每个村子选一名分社负责人，将托管服务在各个村子本土化，降低合作社的运行成本。合作社成立前，郭秀云夫妻做了16年的农资销售，积累了不少农村能人资源，比如村干部或者威望较高的村民，这些人成为目前47个分社负责人的主力。张玉东说：“他们熟悉村里情况，便于跟本村人打交道，交给他们，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每亩土地托管服务利润的30%给分社负责人，30%留在合作社，2%给农民购买保险，10%作为风险基金，剩余28%作为下一茬作物的托管费返还农民。按照这一规定，托管土地规模越大，分社负责人和合作社收入越高，农民托管土地的时间越长，获得的实惠越多。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分社负责人会想办法提供优质的托管服务，扩大托管规模。他们每天下田观察长势，关键农时不敢马虎，关键农技落实到位。每年种冬麦前，早早开始在村里挨家挨户动员，用村里的大喇叭广播，加入的农户越来越多，土地规模越来越大，更多农民和分社负责人从中得到收益。今年43岁的傅庄分社负责人裴广超对记者说：“确实很累，但是大家很信服，收入也还行，一亩地每年能提20多块，管理3000亩地，一年挣个七八万元不成问题。”

    合作社内部另一关键力量是农机手。社里与60多名农机手是松散管理、紧密协作的关系。农闲时农机手到周边矿上做工挣钱，农忙时全部都回来了。机手大都是带机入社，合作社只需要集中资金购买最先进或个人无力购买的农机即可。对农机手而言，入社也大有裨益：以前田块分散、信息不畅，找活儿操心、作业奔波；入社后田块成方连片，由合作社统一调配，省心又省油，作业效率提高了，效益也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