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希望只有6.2%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我们在探索改革的红利。改革红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蕴含了诸多的改革内容。但是城镇化也减速了，什么东西能够刺激它？我觉得城镇化面临着一个挑战。前一个挑战是减速；第二个挑战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城市的管理能力和资源的配置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能力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或者说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也就是说，一是城镇化本身速度将会减慢；二是城镇化与经济互为因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将导致城镇化速度减慢，构成中国经济新的挑战。

　　虽然我们受到资源的约束，但是人力资本是可以改善这些约束的。最简单的一条，北京缺水缺到这个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用空气一样在使用自来水，自来水价格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当于没有，这就是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造成的。所以，在这个发展阶段，你不要指望它有这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城市管理能力。因此，就必然出现“城市病”、污染、PM2.5，环境变成1000名以外的，交通堵塞，以住房为主的生活费用大幅度的飙升，飙升的结果不是我们抱怨，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优质资源向这儿集中的吸引力。好的人才可能还是来，但是来了以后，是不是把真正的人力资源用在创意性的活动中？例如，应该踏踏实实做学问、做智库的人，因为生活逼迫，不得已用更多的资源去挣外快，我想这些都是城镇化的一个表现。

　　因此，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能力不足，城市的边际报酬就开始递减了，资源配置就没有那么高了。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推进城镇化，否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越来越低。但是反过来，我们城镇化的边际报酬已经递减了，该怎么办？对于这对矛盾，我觉得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内涵的，就是我们回过头来不再看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我们看户籍人口的百分比。也就是说，如果把现有已经在城市常住的农民工和家属变成户籍人口，我们将会获得的人口红利的延续和新的潜在增长力的增长。因此，我认为这是立竿见影的人口红利。

　　另一个就是外延上的城镇化的道路，即区域性的一体化发展，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也就是说，北京可能有CBD、金融街，但是没有滑雪场，没有崇礼的环境；它有金山银山，可能没有绿水青山。因此，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会赋予我们一些新的重新配置的机会。而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部分，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占比接近一半。因此，未来我们生产率要提高，更靠这个资源重新配置。所以，差异越大，我们重新配置的机会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