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8月1日，2015(夏季)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在张家口崇礼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论坛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很快，中国的城市研究也发展非常快。最近我看到一个电视新闻，主持人让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德曼推荐书给大家看，他推荐的叫《城市的胜利》，这本书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城市这个东西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好的东西之一，它的核心在于城市实现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最密集使用和最有效配置，从而获得了最好、最经济的产出。因此，这样一个平台、一个载体，是最好的发明，最终将获得胜利。所以，城市永远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是，迄今为止，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还没有胜出。虽然过去30年，我们的城市化速度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快的，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增长速度。但是，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们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人均GDP的水平，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滞后，首先是指54%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

　　城市是为了什么？城市不仅是要素的汇集，更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力资本培养环境的改善。因此，我们更要看在城市中有参与感，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均等的经济机会的人的比重。中国正好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指标，叫做“户籍城镇人口的比重”，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只有37%。因此，按照37%的城镇化率来比较，我们的人口城镇化已经非常滞后了，和我们的发展阶段也不相符。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城镇。

　　因此，我想谈两个观点，我们的城镇化如何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首先，相对于城镇化来说，我们现在遇到两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于城镇化速度减慢，虽然我没有看统计数据，但是我肯定未来会真减慢。城镇化速度的放慢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是互为因果的。看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去曾经把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做过分解，经济增长第一来自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这些要素的配置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在提高。从过去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的贡献，这部分是生产要素集中的表现，看上去改革开放从资本富裕的地方流向稀缺的地方，其实不是这样，反过来，都是从穷的地方流向富的地方。对中国来说，资本也好，劳动力也好，土地也好，所有的重要的生产要素都是向城市集中的。因此，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贡献，土地的贡献，还有资源配置的贡献，就是我们的劳动力从富裕的农业，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本身，构成了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城镇化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做模型，完全会做一个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影响城镇化。当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对生产要素的吸纳、吸引力、汇聚各种优质生产要素的吸引能力也就会减弱，所以城镇化也会放慢，互为因果，构成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我们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的过程，但这句话只是学究性的话，真实的现象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因为务农的那些人都是年龄偏大的，绝大部分是40岁、50岁以上的，他们不再转移。我们讲转移的时候，其实是指农村新毕业的中学生，他们毕业之后选择进城，而不是务农。本来我们假设他应该务农，结果他没务农，所以我们说他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因此，真正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是16岁到19岁的人口。

　　我们最近看了一下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发现在2014年农村16岁到19岁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总量达到峰值，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这部分人口数量会负增长，并永远负增长下去。如果把年龄人口的图画出来，2014年到达峰值以后，是一个倒“U”字型的曲线，它和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和总量相关。因此，把外出农民工的图也画上去，前些年两个图形是重合的，是一样的。自然你就可以判断，是不是未来农村16岁到19岁人口是负增长了。我们觉得外出农民工很有可能会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看到的就是负增长。第二季度虽有所恢复，但是整个前半年是0.1%的增长率，而去年还是1.3%，2010年之前是每年4%的增长率。因此，外出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减慢，也是城镇化减慢的一个原因，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生产率未来的提高速度可以假设，“十二五”时期，我们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7.6%；明年开始进入“十三五”，假设改革效应还没有释放出来，没有其他因素，“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只有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