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良：第二个例子，我在科协。科协在全国农技协，有12万个农技协。跟邮政储蓄银行做了对签协议，这是基于四川省的科协领导的农技协做的工作，农民贷款难，但是农技协把农民圈在一起，让农技协出面和邮储银行贷款。做的最漂亮的是四川省眉山市，贷款下来再给农民用，小额贷款做爹非常好。眉山市书记跟我说，每个月上亿地从邮储贷。 每一个农民手上都有，这使我很感动。为什么跟科协有关系呢？因为农技协在我手里，农技协的人出面，组织村里面的农民把山地改成种葡萄，现在四川大部分是葡萄。种葡萄一亩地可以种一万，发现葡萄架没有钱，铁丝网没有钱，苗没有钱，还有管理费。没有钱的情况下，科技人员出面找了中邮储，中邮储一家一家过去，这样省了他们成本。因为我们来确定哪一个农民是有技术、守信用，然后告诉中邮储。中邮储的人按照我们提供的名单，走过去就贷款了。 这个贷款一个四川省一年都是百亿以上的钱贷下来，现在还是这样。我们想把这个经验推开，推到全国，所以这几年想跟行长签这个协议，在全国12万个农技协出动，然后跟中邮储贷款帮助我们发展。这是金融支持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陈章良： 第三点，目前存在的困难和希望的改革。困难很多，对于农民来说只要调研过去，就像我们的吴晓灵和其他人说的是贷款难、贷款贵，都有这样的说法。贷款难是因为农民自己的知识各方面，很难能够跟银行贷款人直接交谈。比如买种子需要钱，养猪需要钱，种子和种猪小猪的钱都很难筹，农民没有钱付又不行。第二，贷款利息高，贷款贵，农民害怕。但是第三个问题是抵押担保难，李扬院长是最清楚的，因为调研报告很清楚。 我在管农村的六年时间，为农民贷一点钱伤透脑筋，银行一开口就是抵押担保。在物权法里面，农民的宅基地上破烂的房子都不能拿来贷的，因为不许让它来抵押担保。农民除了家里的破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用什么去抵押呢？银行说你不抵押，我怎么给你钱？最后银行发明了一个办法是联保，联保是什么意思呢？贷5000或一万块钱，由邻居几个哥们，由十几家人联合为这个人担保，你又为别人担保，这是联保。联保在农村很普遍，这是很好的机会。 但是联保的做法是可以推广，但是对于稍微金额达一点的，谁也不肯承担担保，所以大家不敢承担。

　　陈章良： 三中全会一个大的改革，我一直在等着，一年多了。三中全会终于决定宅基地可以抵押担保，博鳌金融论坛上会谈这个事，这是第四大改革，就是关于宅基地财产权，农民可以抵押担保的问题。因为《物权法》里面一直没有允许农民把自己的房子买卖，我们的公民可以买来卖掉，但是农民不可以，农民不允许把自己的宅基地和地上的房子给卖掉，但是可以抵押担保。听起来，我觉得很有希望，终于把农村金融搞活了，这很好。

　　陈章良： 但是我走了三十个省，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并没有做出来，是空的。我自己一家一户走过去，行长都说麻烦大了，这个事值不了多少钱，还要去评估多少钱，比如贷10万，他来抵押担保。农村的东西部挣钱，如果种的东西有水灾、旱灾都死光了，钱又还不起我。行长又问我一句，我是到他家把宅基地和破房子都收走了，按照法律上是应该收走。然后告诉我，你收得走吗？我人还没到他家，狗就出来咬我。把狗赶走了，说你欠的钱法律上要你还给我。突然看见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躺在床上病得不行了，几乎每家都一样，难道赶出去？还有很小的小孩拉住裤腿，一个人拉一个腿。赶快走掉就算了，没有办法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全家人就搬到你家住去了。

　　陈章良： 第三个问题就是想说农村的金融在运作过程中，的确是有这些困难。在开会之前我跟李扬说，前不久我去台湾看台湾农村，农民怎么贷款的，为什么台湾的农民就能运转得那么顺利？也农会，农会有合作信用，在农会中可以自己贷款，知道哪一家人种葡萄，现在葡萄架是需要6万人民币，会直接贷给他6万人民币，没有经过这么多复杂程序。这个农村金融做得很漂亮，日本农村金融也是这样的，自己的合作社在那里自己运作，每一个农会手上的钱都挺多的，自己像银行一样在运转金融系统。

　　陈章良：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特别重要，特别像吴晓灵说的从宏观层面好好考虑一下，怎么样把钱贷到农民手里。像尤努斯讲的小额贷款，我主要是觉得他的精神让我感动，诺贝尔奖的这种精神。他们跟我们一样贷不到钱的，他一家一户去，你家要养三头猪贷不到钱，比如需要一千人民币，就找一千人民币给他。就一家一家地帮助农民活下来，能够活得像人一样。我觉得不在于贷多少钱，而是这种精神让我们感动，我觉得只有钱到农民手里，这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