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污染“毒化”最直接的受害群体是农民。2013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在官方文件中，首度载述了中国存在“癌症村”。专家估计，全中国大陆的癌症村达150多个，分布全国，尤其以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等省市最为严重，且有逐渐往中西部扩散的迹象。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鹤山村原先以“中国双胞胎第一村”而知名，但近些年来，“双胞胎福地”却被“癌症村”三字取代。究其原因在于，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此建厂开采雄黄矿、炼制砒霜。该地曾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雄黄冶炼区，冷落的村庄一时热闹起来。但是，由于过度开发、落后的人工土法烧制等技术原因，当地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水不能喝，也不能用来灌溉；被水灌溉的土地再也不能耕种，能耕种出的农作物也不能食用；空气也弥漫着硫和砷的粉尘。自开发矿产以来，这个原本分布了不少自然村落之地，已不宜人居住。我们从县里了解到，从上世纪开矿至2012年，该地区确诊的砷慢性中毒者多达1000人，其中将近400人死于砷中毒引发的癌症。幸存下来的村民已经或正在迁移外地。这里一个个传统村落正在成为一个个新“死去的空心村”。

　　环境污染、土地毒化，已成为近年来“空心村”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由“污染”走向“毒化”。如不采取有力的治理举措，将不仅只是导致传统村落的消亡，更会严重威胁村民的健康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将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与未来。

　　现行文物保护法规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存在矛盾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和农村民居权属政策之间存在近乎对立的矛盾，与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不相适应。按照现行《文物法》规定，受保护的传统村落，其建筑及其文物均属于国家财产。而居住在其中的村民，在村落未纳入保护之前，是有权对自己居住的地方进行修缮的。但是，一旦村落被纳入保护单位，其所有权就不再完全属于居住在其中的村民了。而大多数的“受保护”村落是需要维修的，很多地方政府却往往因资金

　　匮乏无力对其进行修复。另一方面，村民又没有权利去维修。其直接的后果是，村民只能看着传统村落一天天“烂”下去，直到坍塌。

　　湖南娄底市杨市镇是湘中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集镇，有“湘军发源地”之称。境内沿涟水河十里河廊，原存有三小一大4个集镇和40多座大型“堂”字号府第式院落，是规模少见的传统村落群。其中现存的5处 “湘军名将故居”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规模在5千至3万平方不等。这些历史建筑多为当年衣锦还乡的湘军将士所修建。地域建筑文化与艺术特色鲜明，并承载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镇西门外的“师善堂”，系湘军著名将领刘连捷所建，占地2万多平米。现有15户人家留守于内。53岁的刘明志作为刘连捷第五代长孙，对祖辈留下的老房子有着独特的感情。

　　刘明志告诉考察组，当年他们作为“师善堂”的后人，为完好地保存家族的文化与荣耀，曾积极配合政府将其申报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成功了，保护范围也划定了，原本以为今后房子的维护就有“法”来保障了，但结果并非如此。省里没来修，而他凭个人没有钱修；就是想修，也没有权利修。面对早已破旧不堪，甚至濒于倒塌的“祖房”，他想搬出去新建房子，但“老房子不拆，新地基不批”，这是“宅基地”的审批政策，他拿不到一寸土地。他现在既不能离开原有的旧建筑，也不能自主对已确定为文物的古建筑进行拆除，更批不到外面的新宅基地。

　　这种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后续的保护工作却跟不上，原住民的民生问题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现象，各地都有。其主要原因仍然是保护资金缺乏，保护工作难以实施。加上土地、房屋权属政策与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与传统村落原住民之间呈现出严重矛盾，传统村落的保护进入了“挂牌保护”与实际保护相背相峙的困局。如不及时调整政策，传统村落可能会出现越“保”越少的尴尬局面。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有迫于城镇化发展趋势的，有源自思想认识方面的，有政策法律方面缺位的，有政绩思维、经济利益驱动的。这使得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传统村落，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要克服这些弊端，特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建立并出台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保护法；第二，建立传统村落环境监管监察、污染治理的法律制度；第三，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国家数据库；第四，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协调发展框架体系；第五，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