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正在遭遇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却呈现了空壳化趋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大量村落被空置或遭遗弃；道路交通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的扩大等，加大了外来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和力度，村落传统文化趋于边缘化；农村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家庭意识淡化，家族文化与习俗传统的传承日趋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与内在结构正在瓦解，并面临消失的危险，可谓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他更殷切地提出了“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期望。

　　对传统村落保护仍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重有形的建筑保护，轻无形的原住民文化保护，或者说重“固态”文化保护，轻“活态”文化保护。在这样的保护认识与理念下，受保护的传统村落往往只会是一个没有文化灵魂的“死”建筑。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建筑上，更蕴含于包括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与价值取向、观念等在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等方方面面“活态”之中，这些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核，尤其需要关注与保护。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绝不能只局限于传统村落建筑的样式与外貌保护，而忽视生活于这些传统村落建筑中的“人”，以及由“人”所创造传承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只见物，不见人，有违保护的宗旨。如何做到人、物共存？必须要关注原住民的生活环境、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民生保护始终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首位，这样才能确保保护机制的有效性，确保传统村落文化不会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断链，民族历史文化才不会出现“断层”，才能确保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以鲜活的形态存“活”于今天的中华文明之中。

　　误区二：不少基层干部在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指导下，仍然不能意识到传统村落文化事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记忆，认为传统村落如无开发价值，不能提升当地的GDP，不能为其政绩“建功立业”，与其费力花钱保护，不如让其消亡。有的甚至可能因经济利益驱动，官商联动，大行“强拆”之道。

　　山西太谷县城南的武家花园是一个古建筑群。原有7所大宅院，宅院间有各式街门、院门、腰墙门、过道门20多座，亭台楼榭等房间共200多间，曾是太谷县少有的保存完好的晋商明清建筑。武家花园体现了我国古代“晋”地院子“精”、“巧”的风貌特点，曾于2008年被正式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样一处富有山西地域风格特色的建筑群，2014年却被列为城市片区改造重点工程而惨遭强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与价值的传统村落和“不可移动文物”来说，其价值就在于为子孙后代保留了记录历史文明的真实客观的现场。而此时的现场是砖瓦涂地，“文化遗产”成为了永远的“文化遗憾”！

　　土地毒化导致新“空心村”的出现

　　土蕴含万物，万物养民生，所以土地被人类称为母亲。但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不断遭到各种污染源的伤害。目前我国土地污染现状十分严峻。国土资源部的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其中受矿区污染耕地达3000万亩，石油污染耕地有750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75万亩，“工业三废”污染近1.5亿亩，污灌农田近5000万亩，致使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这还不包括农药、化肥对土地的深度污染。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自然蓄水保肥能力、所存有机养料成分、可耕深度均大幅度降低，并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