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发展“两型”产业激发城乡活力。发展与代价的问题，是承接产业转移需要面对的重大抉择。著名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作了一个倒U型曲线假定，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下降和恶化，但到一定拐点时，环境质量又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改善。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时至今日，我们没有理由重蹈覆辙，并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少依靠资源和能源投入型的产业，都面临着水、电、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环境治理投入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上涨。企业投资经营成本的节节攀升，最终将导致以往的市场优势完全丧失。产业的生命周期性客观上要求这些类型的产业转移到土地资源、环境容量、劳动力条件等相对较好、生产经营成本较低的乡镇地区。但这样一来，一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非“两型”产业便以一种低层次的方式，转移到乡镇，直接掠夺农村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洁净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这是典型的“高代价转移”，最终将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转移。因此，不论是承接大中城市的产业转移，还是乡镇培育和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都要充分考虑地区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2.以“适度均衡”协调城乡发展矛盾。纵观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发展遵循的是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的基本思路，工业发展以及城市文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从而导致了我国现代化工业和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要素通常向最大效益区聚集，与工业相比，农业在更大的程度上受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的约束，这种先天不足的劣势，导致其依靠自身难以积累生产所需的大量资金。于是，在政策及市场的双重力量支持下，出现了农村收入水平、生活消费水平、文化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不均衡发展，致使城乡“同病不同医”、“同命不同价”、“同人不同业”的局面。而传统农业部门无论在人员素质、物质装备方面，还是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方面均落后于现代工业部门，城乡发展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注重适度均衡发展。从总体上看，我国已具备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条件。基于此，我们应从科学发展观出发，采取适度均衡的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全面协调发展，从而使农民和市民均能分享因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推进而带来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增加的好处。

　　3.以“集聚发展”凸显城乡发展效益。作为首次提出集聚概念的经济学家，韦伯认为“集聚因素是一种‘优势’，或是一种生产廉价，或者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在一定集中化程度下，成本因工业集中化而降低”。在此基础上，马歇尔提出外部经济概念，表明行业内厂商的集中可降低该行业成本，带来整个行业优势。相对城市的集中发展，农村的土地利用方式更为分散，必将导致建设投入和使用成本的提升。将“集聚发展”的概念运用到城乡统筹的实际中来，实质上是要求农村的人口、资金、技术、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的一定空间集聚，目的是资源的高效利用，生态的最大保护。首先从产业角度而言，产业集聚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性。农村相对城市地域广袤，强调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改变过去乡镇建设上存在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粗放型发展格局，从而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管理成本、减少生态污染。其次，从人口角度而言，推动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方面有利于基础设施投入、政府管理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显着降低；另一方面，农民的集中居住能够使水、电、气、道路、电视、电话、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社保、上学、医疗等公共服务更为全面到位，有利于农民物质、精神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此外，从土地利用的角度而言，强调土地的集聚式利用，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实施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能够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经济效益，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