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僵化体制与开放格局断裂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加快，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与外部环境紧紧相连，村民对外依存度增强，对内关注度降低。由于乡村治理架构刚性缓变、转型滞后，治理体制僵硬固化、效用递减，乡村治理容易弱化、失范甚至失控。

　　当前，不少地区农村的治理体制仍属“强政府、弱社会”的静态体制，这种机制直接指向对个体和组织的监管与控制。农村社会市场化与流动性的日益增强，导致了多样化需求与僵化体制间的摩擦、断裂。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获得保障与满足后，追求自身发展，谋求权益维护等便成为农民新的需求，农民期望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期望自己能够拥有足够的表达权、参与权、知情权与监督权，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手段亟须改进与升级。

　　4．利益分配与阶层分化脱节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乡村的收益来源日益多元、多样化，由于利益群体的分化和相互博弈，原来的利益和资源的分配原则、分配规则遇到了挑战，传统治理模式下的分配体制渐渐不再适用，许多村庄出现了治理迟滞、分配失衡的状况。

　　村民分化与利益分割，需要新的公开公平机制。虽然多数农村普遍推行了村务公开制度，但在一些村庄，群众的参与程度不够，村务公开不及时、不透明，重大村务活动缺少监督或监督不到位，村干部权力过大、贪占现象严重，村庄内部矛盾加深，村民不满情绪难以缓解，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时有发生。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家整体性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使农村开始了市场化的发展进程，我国农村进入了经济社会的转型加速期。农村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已成必然之势，农村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及思想基础都发生了显着改变，治理模式亟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