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文件，是关于农民土地流转政策的改革。这一文件出台后，有人大声叫好，有人痛心疾首。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双方辩论的焦点，就会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一步流转这样一个政策，会不会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提高农民的收入。第二是这样一个政策，会加大还是会减小贫富差距。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又没有好处。第三，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一步流转，会不会减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对于这些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回答中国日报记者问他“这次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一步流转和大规模经营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解放农村的生产力”这一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要想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前提是产权必须清晰，并且受到保护。想要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市场，最基本的是把土地承包关系真正稳定下来，并且得到切实的保护。第二点，土地能不能流转，集中起来发展规模经营，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农村的人口能不能向城镇二、三产业流转，并且能够稳定地就业。如果农民由于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他自愿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我们说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流转和集中。

　　在他看来，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一步流转和大规模经营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效率并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正如于建嵘所说，土地流转对农民而言，是个基本的权利。 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一步流转，有利于农民基本权益的保护，因为它确定了基本的财产权利。一方面，这有利于土地相对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从土地转让中获得财产性收入，有利于资本积累，可促进农民向城市流动。如果从支持一方的逻辑推断来讲，他们讲的内容在这一知识体系中都是无可挑剔的。目前尽管有许多学者和与有农村实证经验的实际工作者挑战这一政策，但挑战方主要争论的问题在于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流转这一政策会不会达到其所设计的目标。或是说这一政策会不会导致一些预期不到的结果。

　　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对于这一政策设计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挑战。

　　我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在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样的政策时，所设计的政策目标是否正确。 自从西方经济学在1980年之后逐步占领中国知识界的话语权之后，我们的决策者在制定我国的经济政策时，永远把提高效率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样一个政策以不例外。但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是，

　　提高效率是不是应该作为唯一或是主要的政策目标， 是大可以探讨的。

　　记得我出国后第一个学期，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过一门有关战争的课程， 在课上老师问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

　　你们在审核军工企业的拨款要求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当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军工企业首先要讲究效率。 听到这样的回答， 老师大失所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表情。

　　他接着提示我们说， 如果军工生产要把效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来追求的话， 那就要对于生产进行精密分工，推进专业化生产， 而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每种武器只有一家或是两家企业生产。我们的老师紧接着问了大家一个非常简单或是可以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生产某种武器的工厂在战争中被炸怎么办

　　他接着降到，如果在军工生产中单纯追求效率， 一旦企业被炸， 军队得不到必要的武器供给，国家的战争机器可能立刻瘫痪。 这样的后果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接受。 正因为如此，

　　军工企业绝对不能以效率为其最高原则， 相反，军工企业的设计原则则应该是适当的重叠――同样一种武器应该由不同的企业重复生产。这样即使一个工厂在战时被炸瘫痪， 还有其他的工厂可以生产同样的武器。美军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制定农村土地政策的时候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应不应该把提高生产效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不应该，

　　那是为什么 我们在制定农村土地政策时应该追求的主要政策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 如果有多个目标， 那除了主要目标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目标 各种目标应该如何排序， 以及不同目标孰轻孰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