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学者研究“三农”问题，并没有接触真实的“三农”世界，只在文本之间引来引去，这是不好的学风和研究方法。但近年也开始流行一种相反的调门，高处学术庙堂之上的所谓“用脚做学问”的人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用脚写出来的书”也不断面世。学者们下农村了解到这样或那样的故事，获取这样或那样的数据，上升到这样或那样的理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建议，他们胸有成竹地暗示这些都来自于亲身感受，来自于真真切切的一线调查，其话语在学界和政界也因此更胜一筹。这种治学方式似乎是努力求实，但认真反思，这种现象也未见得是好事。

　　要针对一个具体的事件表态，没有调查当然就没有发言权。但调查只是正确发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不是说有了调查其发言就一定真实可靠，这要看是真调查还是假调查，是低水平的调查还是高质量的调查。其实，发言权在现代多元化开放社会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对于“三农”研究来说，从调查上升到文本形式，与一般人拥有的发言权应是不同的。

　　如果说到一线调查就那么有效，那么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人，发言不是更有力吗？他们的发言为什么不能使他们系统地成为学者？这正如：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长期沉浸在现实中的人如此，从外部介入的人士展开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又能怎样？针对当前农村真实信息获取的难度，一些学者仅发几张调查问卷，收集起来就可写文章发言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做“三农”研究需要脚、手、脑全方面用起来，仅仅强调“用脚做学问”的人，其发言权是不可能足够有力的。

　　停留在一定层次调查后的发言，很多时候记者并不亚于学者。但是“三农”研究既然属于学术范畴，它完全不能止于调查，这也是从事“三农”研究的学者在某些方面需要高于记者的原因。而学者在调查时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即便能做到价值中立，很多时候“三农”学者在自称对“三农”调查基础上，对同类“三农”问题形成的发言观点是那样的异彩纷呈，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碰撞，这正是思维范式在起作用。如果来源于所谓调查的发言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当前多元的话语竞争时代，包裹着价值判断的调查招牌很快就会被揭穿。

　　深入了解“三农”研究的调查、发言权与思维范式的关系，对于话语接受者来说，无论是其他学者还是政策决策者，把一切来自“三农”一线的调查发言和生成文本，仅仅当做有待分析的话语，应该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三农”学者首先要明白，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在于展现事实，而由于时空的运动，一切展现事实的工作都必须借助于历史的方法才能得以实现。过去的事实如何，稍纵即逝的现在怎样，某一时点的表象是否存在一个时间隧道与其本原对应，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在哲学层面上的方法论思考，也一定应在一个形而下的层次上找到一些具体方法的映照。

　　“三农”研究人员要成大器，必须在逻辑、事实、方法和关系的研究中进行长期冷静的思考和积淀，需要有甄别事实的能力，需要有揭示关系的技巧和科学方法。如果发现真实、解释关系的能力欠缺，仅凭一些浅层的调查感受就大胆地发言，有时可能成一家之言，但这是在冒极大的学术风险，并不能产生长久的学术共鸣，如果借此提出政策建议，甚至会是有害的。

　　调查只是“三农”研究人员发言的必修科目之一，而不是一劳永逸的金字招牌，在从事真正调查的基础上，尚需冷静的学术思考和慎重的对策支招。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研究“三农”问题，并没有接触真实的“三农”世界，只在文本之间引来引去，这是不好的学风和研究方法。但近年也开始流行一种相反的调门，高处学术庙堂之上的所谓“用脚做学问”的人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用脚写出来的书”也不断面世。学者们下农村了解到这样或那样的故事，获取这样或那样的数据，上升到这样或那样的理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建议，他们胸有成竹地暗示这些都来自于亲身感受，来自于真真切切的一线调查，其话语在学界和政界也因此更胜一筹。这种治学方式似乎是努力求实，但认真反思，这种现象也未见得是好事。

　　要针对一个具体的事件表态，没有调查当然就没有发言权。但调查只是正确发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不是说有了调查其发言就一定真实可靠，这要看是真调查还是假调查，是低水平的调查还是高质量的调查。其实，发言权在现代多元化开放社会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对于“三农”研究来说，从调查上升到文本形式，与一般人拥有的发言权应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