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去年8月，国家出台《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划（2013-2020年）》，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调控，着力提高牛羊肉生产能力，引导肉牛肉羊产业发展。对于如何解肉牛肉羊“巨型产业”之困，两位专家均提出国家要制订具有延展性的长期、均衡政策支持。

　　我国现有政策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和良种繁育有一定补贴，但和肉牛肉羊规模养殖动辄上千万的高投入相比显得“杯水车薪”。杜立新说，德国的肉羊补贴占养殖成本的45%，养羊效益好得很。

　　曹兵海呼吁在条件允许时对肉牛实行“普惠制”补贴，尤其加大对能繁母牛补贴力度，补出老百姓的养牛积极性。杜立新希望加大公羊良种补贴，“每头种公羊国家补贴800元，能为养殖户带来4000多元的收入，我国良种公羊缺口还有30万头。”

　　标准化规模养殖是迅速恢复产能、打破资源约束的主要办法。“我国没有实行规模化肉羊养殖（年出栏100头以上）超过70%。”杜立新说。但如果大规模采取标准化养殖，势必带来建牛棚、羊舍以及饲料、雇工等成本增加，过去曾有“富也富不过牛，穷也穷不过牛”的说法，规模化“富养”的成本很高，需要国家出台政策扶持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

　　促进增产另一个途径是提高单产。我国牛羊单产水平明显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品种是最大制约。曹兵海提出，多年来我国对肉牛品种存在无序改良现象，缺少明确的改良和育种方向。这需要国家加强肉牛肉羊原良种场、种公牛站、品种改良中心和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产业布局发展，曹兵海提出充分利用南方丘陵地区，从甘蔗、香蕉、马铃薯、红薯就地取材，用甘蔗渣、淀粉渣喂牛，成本比秸秆还要低，又能废物利用，一举多得。“释放我国南方的生产潜力，就有希望再收获一个现有中国的肉牛产量。”他说。

　　杜立新提出要进一步对我国农业区域合理划分，宜农则农、宜牧则牧。他对新型经营主体寄予很大希望，“现在一些牧区在搞‘家庭牧场’试验，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在国家扶持下，农区搞300头羊的牧场，牧区可以相对多一些，1000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