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大村庄制导致村民参选意愿降低。基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农村政治参与率本来就较低，合并村后由于彼此不熟悉、产业方式的转移等原因会导致更低的农村选举参与率。一方面，村民关系疏远会导致参与率降低。“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或“生人社会”，导致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交往程度降低，尤其是在集中居住区建造楼房的情况下，缺少便于村民交往的场所。另一方面，村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村民无暇关心村委会的选举。村民集中居住，原有土地或被占用，或转为集约化经营，使得大量的劳动力闲置，这些村民便转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可能会常年在外，因此农村选举事务便无暇顾及，而且这些村民认为村里选举事宜与自己无关，主观上也不关心村委会选举。

　　第四，大村庄制会加剧贿选现象。贿选现象是农村选举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村民参选的民主意识；但是大规模大范围的贿选问题则是对自治民主的侵蚀。首先，村民无所谓的态度是贿选现象得以产生的温床。合并村后许多村民丧失了原有的生产地位和生产资料，转向外出打工，并不关注村委会成员的构成，参与意愿低的现象就给了贿选以可乘之机。“反正选谁都一样，那就谁给我好处多我选谁”，这一观念使得贿选得以存在。其次，村民对候选人的不熟悉加剧了贿选现象。合并村后村民关系的疏远使得候选人在全体村民之中并不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在熟人社会，选举并非公平公正，而是选本家或关系亲近的候选人。合并村后，虽然熟人社会被打破，但是熟人社会的选举文化和选举模式依然存在。因此参选人便采用送礼等方式“走动”，以提高知晓程度，在这种意义上，贿选作为一种提高知名度的方法出现和存在。最后，村民选举“选区化”同样加剧了贿选现象。由于大行政村人口多，地理范围广阔，容易产生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选区”，参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选区的选票，往往采取大范围挨家挨户的“走动”。使得贿选现象不管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更加严重。

　　第五，大村庄制下的选举会出现原有“大村”主导村委会选举的现象。“大村”与“小村”是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合并前自然村状态下经济实力、人口数量、规模等方面的对比情况。合并后这一对比状况依然会对选举产生较大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上的“大村”优势使得主导村委会选举意愿产生。合并前的自然村落发展不平衡，合并后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产品共享，会使得原有经济较为发达、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村”产生优越感，容易产生原有“大村”抱团现象，排斥原有较小村落的进入，导致合并村内的分化。在村委会选举时也会认为自己是中心村落的优越感心理而排斥其他原有自然村参选，甚至产生恶意竞选的现象。其次，原有“大村”人口数量多，合并村后所占比重大，相比其他较小的原有自然村具有先天优势，在选举票数的绝对数优势使得原有“大村”易于当选，当选村委会成员后便会产生裙带效应，进一步加剧村内分化，原有“大村”进一步主导村内选举。最后，原有小村的“原子化”现象，难以形成合力对抗原有“大村”的主导。自然村状态下，多存在中心大村发达而周边小村较落后的情况，这些小村往往人口少，经济落后。合并后往往存在自卑心理，且关注选举率较低，再加上彼此关系的疏远，便导致“原子化”现象的出现，难以形成合力对抗“大村”的强势主导。

　　二、消极影响产生的原因

　　大村庄制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大村庄制改革给农村选举带来的问题一定要得到广泛关注。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层次的，从社会现实的转变到文化意识的滞后，种种矛盾使得大村庄制下的选举问题突出。

　　第一，农村熟人社会的选举文化对“大村庄”选举的规则和程序的重要影响。几千年来农村的发展建立在宗族、地缘、业缘等关系之上，这些纽带将村民牢牢绑在一起，一直以来这种熟人社会中的选举就是“任人唯亲”。大村庄改变了熟人社会的状态，但是选举文化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这种熟人社会的选举文化在新产生的“大村庄”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便产生了文化与现实的矛盾，导致了一系列选举问题的出现。同时在注重人情的乡村社会里，候选人召集大家到一块吃顿饭、喝场酒，或者给谁买包烟，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已经构成实质上的拉票行为。在西方那些号称自由民主完善发达的国度里，各个党派、候选人为竞选胜利通过各种手段做宣传、拉选票，在一个乡村熟人社会里，想把村民隔绝起来，完全按自己意志选举候选人有点过于理想化［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