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计划生育管理带来困难

　　人口流动对计划生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干扰理论、中断理论、适应理论，从一个侧面指出人口流动有利于人们婚姻生育观念的转变，有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然而事情是一分为二的，人口流动也加重了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据《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10月30日）报道，上海市常住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达82.37万人，流动人口出生孩子数占全市总出生人数的33.66%，流动人口计划外出生人数占全市计划外出生人数的88%。农村人口无序流动对计划生育管理的压力和挑战主要表现为：

　　第一、人口流动频繁，流动人口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和居住场所，客观上给流出地和流入地计划生育管理带来一定困难。

　　第二、女性流动人口中处于生育年龄的规模较大，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生育旺盛期，存在着较大的生育潜力，稍一松懈，就可能出现生育反弹，对这部分流动女性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明显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量。

　　第三、城镇或农村计生部门对那些为逃避计划生育处罚而流动的人口常常是无能为力。这部分流动到城市中以躲生、超生、抢生、强生为目的的“超生游击队”，由于处于管理夹缝，计划生育管理较为被动。

　　第四、流动人口中非法同居、未婚先育、多孩生育现象势必给城市居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城市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大打折扣。

　　三、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社会机体的病态，在农村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 郑州“户籍新政”曾经因为人口大量涌入而紧急叫停。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快速增长之势，以致城市资源承载和运行保障压力不断加大。“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已被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主要有：

　　第一、城市交通、供水、供电、环境卫生等设施处于超负荷运转之中。交通拥堵几乎是各大城市的通病，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过多。北京市5号线地铁曾因超载出故障而滞留千余名乘客。据《新京报》（2011年7月30日）“京报调查”结果显示，94.5%的受访者乘坐北京地铁时经历过超载，79.1%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地铁实现“不超载”难度非常大。

　　第二、城市房价企高不下。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上海市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由“五普”时的1：3上升到“六普”时的2：3。从年龄结构来看，17—43岁年龄段常住人口中，每一年龄组外来人口都大于本市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特别是适婚年龄青年流动人口对住房的刚性需求，致使城市房价企高不下，城市居民也成了高房价的“受害者”。

　　第三、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称，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并且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进城农民工、下岗职工、没有工作的大学生。尽管进城农民工从事的多是脏、险、累、苦、毒等工作，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然而经济收入低，大多处于城市贫困人口的边缘。

　　第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面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城市教育部门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是流动人口适龄子女大量入学，会不会给流入地公共教育资源带来冲击？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终归是相对有限的；二是由于流动人口适龄受教育子女数量难以准确掌握，盲目增加教育设施建设会不会由于将来生源不足而闲置浪费？

　　第五、城市环境污染加剧。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市生态系统受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强烈干扰、破坏，城市生态失去平衡，城市环境污染加重。

　　第六、城市社会治安管理压力增大。流动人口往往以同乡为纽带，流入和居住具有地域性和纽带性。流动人口的盲目流动以及管理失控造成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率直线攀升，社会治安管理压力增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

　　四、构建农村人口有序流动的调节机制